作者：周兆新
1951年邓拓同志提出，《红楼梦》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作品”，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这就是所谓“市民说”的起源。30多年以来，上述基本论点流传甚广，并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补充和发展。其实，如果把“市民说”称作“资本主义萌芽说”，也许更恰当。因为邓拓等同志所用的“市民”一词，专指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而不是泛指其它城市居民。“市民说”的内容很丰富，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怎样认识明代至清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二，怎样认识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第三，怎样认识《红楼梦》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本文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对“市民说”提出质疑。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即明代万历年间，我国苏州、杭州和广东佛山的个别手工业部门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在明清之际遭到破坏，清中叶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作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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