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作者：蒋濮
(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争论历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那场对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两个观点，即认为贾宝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贾宝玉是代表新兴市民思想的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已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贾宝玉是什么人呢?他生于十八世纪中叶一个封建贵族世家，靠着祖上的萌庇，那个社会中对一个人来说所有能获得的富贵，他都天生就拥有；那个社会中对一个人来说能走向成功发达的唯一道路——功名仕途，对他也是轻而易举畅通无阻的。但他却偏偏厌弃这一切现成的富贵功名，讨厌礼教，蔑视仕途，进而对封建尊卑秩序伦理道德等也都异议百生，行动言语处处和那给予了他绝大优遇和特权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的天国是在女儿群里厮混，调脂弄粉殷勤周到，而对外面那男人的“经国济世”之大世界却冷落蔑视至极……所有这一切，和当时的世态观念自然是极端地不调和，以至他在别人眼里是“不肖”、“痴顽”，而在他自己则酿成无可解脱的精神苦闷，终至走向幻灭。^这样一个人，当然是具有一定反封建的叛逆性的，但是据此便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甚至是什么“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那就未免是过份地“拔高”他，而与小说的实际相差太远了。^

戴得上“叛逆”、“英雄”的桂冠的人，起码应该能认清封建社会之本质，能提出从根本上反封建的思想(甚至行动)纲领。贾宝玉是反对封建礼教、八股仕途的，但是他的“反对”，是出于自己真纯的个性与僵死虚伪的封建教条相抵触而产生的感性上的厌恶，并非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理性认识，所以他才会一面批评“文死谏，武死战”这样的封建忠君道德，一面又说：“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还说：“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予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三十六回)过去许多学者只强调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评，而把后面的议论略去不谈，实际上后面的议论很重要，它清楚地说明了宝玉所反感的是历来所推崇的“忠君的手段”而非“忠君”本身，即使翻遍整部《红楼梦》，也找不出一句宝玉对“君权”的非难。不论他对封建教条厌恶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对其所维护的根本目的——至上的“皇权”提出异议。

除了这种思想上的局限之外，在具体的行动准则上宝玉也没有跳出封建贵族的立场。如宝玉和黛玉的恋爱，以及和大观园中诸多女孩子的关系，一向被许多研究者拿来作为宝玉追求“自由恋爱”、“男女平等”之类的铁证。其实，从《红楼梦》的具体艺术描写来看，宝、黛的恋爱确实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叛逆性，宝玉和一些婢女的关系也的确闪现着较自由、较人道的温情色彩；可是宝玉对婚姻、爱情、异性的根本态度仍然是一个封建贵族的态度。如他对于充斥在家族里的娶妾、淫乱等扭曲肮脏的两性关系，就从来没有异议，甚至没有感觉到不自然。他既爱着黛玉，也喜欢袭人，当得知王夫人要把袭人给他做妾时，更“喜不自禁”(三十六回)。这里的“喜”，并不说明宝玉对黛玉“不忠”或“分心”，因为从一个封建贵族的思维方式来说，纳丫头为妾是“天经地义”的，是和对黛玉的感情根本不相干的。^再说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气逼人”，一些研究家便据此种语言来断定宝玊?有“男女平等”思想，若真如此，宝玉对“纳妾”这样最侮辱女性的丑行无动于衷又怎么解释呢?其实宝玉的意思只是借赞美较远离功利的少女的纯真来表达自己对于名利圈中男人天下之虚假肮脏的厌恶，所以同样是说女人，只有少女才是“真珠”，老了便成了“鱼眼睛”，意思仍是说少女比老妇人涉世少，利欲心也就少，用意仍在表达自己厌弃功利浊世的情绪，和男女地位之高低平等与否根本不相干。

由于自古及今凡是痴心纯洁的爱情都有着跨越时代的相近，所以特别容易让人在这一点上产生错觉而拔高宝玉，以至有人说宝、黛爱情是“一首反封建的颂歌”。其实就在这场动人的爱情悲剧中，宝玉从恋爱心理到恋爱方式都依旧是封建贵族式的。小说中明写和宝玉发生过性关系的就有秦可卿(托梦虚写)和袭人。贾宝玉可以有“乱伦”行为，也可以和袭人长期保持肉体关系而不觉得任何不安，但一碰见黛玉便真真假假隐晦曲折，胆小规矩到连一句真心话也不敢说，这种对异性的反差极大的矛盾行为，正表现了封建贵族在两性关系上的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背地里怎样胡来都可以，但一讲婚嫁便无一不是礼教大防；对袭人这样的下人是怎么都无所谓的，根本构不成道德观念，可对于同样是贵族身份的黛玉的异性爱，则属于礼教森严的戒律之内，不能越雷池一步了。^以上所述都说明宝玉虽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处甚多，但其思想行为的根本点并未超越封建贵族的基本立场，当然也就称不上是“反封建的英雄”之类。

所谓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这种人虽然可以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但必须反映出资产阶级那以商业贸易和金钱为中心的社会原则以及这种社会原则所孕育出来的性格，心态——他至少应该是进取的，精于计算的，务实利的，着眼于现实不停地追求和行动，而绝不沉溺于虚浮的幻想和无谓的感伤情调中的……。很清楚，贾宝玉的基本性格特征和这种资产阶级“新人”——即便是萌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我看来，不仅贾宝玉不是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甚至直到“五•四”运动为止，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至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甚至包括茅盾的《子夜》，并一直到今天的当代文学作品，究竟有没有出现过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也值得怀疑。

综观《红楼梦》全书，贾宝玉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一个封建贵族的艺术典型。不同的是他生在封建贵族阶级全面走向没落的时期，是那虚伪腐败的没落贵族群内较健康较清醒的一个，还难能地保持着一颗真纯之本心，因此便不能妥协于那末世环境的污浊，近乎本能地厌弃这污浊世界所推崇的种种道德观念，说尽做尽“奇言异行”；可另一方面，他又根本不可能跳出这浊世，在他“奇言异行”的本质深处，也仍然逃脱不掉他所咀咒的浊世原则的支配力……他的敏锐和才情，使他天生就痴迷于生命中最高意义上的“美”，这不是俗世功利。对于宝玉来说，“富贵荣华”天生具有，已不存在任何现实的“追求”意义。反过来他所希冀渴求的一种从外貌到灵魂、人和人之间更单纯自然的“美”和“真”的境界，可现实虚伪腐败，不容任何“美”和“真”生存，于是便在这对“美”的痴迷及对“美”的被毁灭的痛楚中，宝玉的生命被扭曲着，演成了一出不是结果也可算结果的虚空或者说幻灭的人生悲剧。

或许会有人质难：如果说贾宝玉只不过是一个封建贵族的艺术典型，并不是代表什么新的社会力量的“新人”的话，那么这一形象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过去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常以是否塑造“新人”以及此种“新人”所代表的某种社会力量来作为它价值大小的评判标准。其实，一个世纪前俄国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就说过：“文学不能跑在生活之前太远。”事实上，越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越可能只描写成熟透了的生活所提供给我们的成熟透了的形象。托尔斯泰的“安娜”，鲁迅的“阿q”，曹雪芹的“贾宝玉”，都是生活中已成熟透了的形象，这种形象所提供给我们的丰富的哲理意义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是那些尚在臆测中，还可能只是自己“向隅虚构”的所谓“新人”，根本无法比拟企及的。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成熟透了的生活”所提供的“成熟透了的形象”，并非是和“未来”和“新”没有关系的。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和旧，本来就是辩证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作家把握住的是真正的“成熟透了的生活”中孕育出来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成熟透了的形象”的话，那么他们在“成熟透了”的同时必定越过“成熟”的顶点，开始走向消亡，于是那属于未来的真正的(非虚假的)“新时代”、“新力量”“新人性”等一切“新的要素”，便必然在这消亡的变奏中如世纪之启明星辰一般悄悄闪光——这，我们认为也就是贾宝玉这一形象之所以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思想高度的根本原因。

(二)

除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色彩以外，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十八、九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一系列塑造得最成功的主人公们身上，竟然都能发现一些贾宝玉的影子。不是吗?对生活冷漠厌倦的奥涅金，燥动盲目的彼却林，“理想远大”却一事无成的罗亭，最后还有那著名的懒汉奥勃洛摩夫，在这些文学人物身上，从社会背景，家庭环境到思想性格、语言行动，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某些和贾宝玉相同之处，仿佛他们虽然是异国异族，相互间却不可思议地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血缘关系似的。早在一八五九年，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杂志《同时代人》第五期上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用“奥勃洛摩夫性格”来概括描述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这一族俄罗斯的文学典型形象，历来的文艺批评中也有一个惯用的形容他们很适当的词：“多余人”。为什么宝玉和“多余人”家族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呢?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贾宝玉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多余人”。

如所周知，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都是一些封建贵族，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俄国奴隶制即将崩溃的前夜，他们有财产田庄奴仆，而且都是些很聪明很优秀的人物，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当然是贵族知识分子)，有着较正直的感情，并且思想才华都远远“超出于包围着他们的现实之上”⑴，因此他们对现实怀着极大的轻蔑和不满，表现出相当的批判色彩和一定的叛逆性。可是，不论他们怎样咀咒和蔑视现实，也不论他们怎样地折腾，或者“徒劳无功地追求活动”⑵，或者干脆躺下什么也不做，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应该往哪里去?而且关键在于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实际”地去做点什么……因此，除了失望和幻灭之外，他们在生活的思辩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都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出路……。所有这些简直和贾宝玉的人生性格的基本特征没有什么两样。

诚然，俄国贵族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同是封建社会形态中的特权阶层人物，他们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贾宝玉和“多余人”一样是封建贵族，生活在贵族社会，一样地拥有世袭的财产和贵族封号，一样地有成群的奴仆侍候⑶。“穿得高贵，吃得讲究”，因为爵位可以世袭，仕途功名的奋斗于他们亦是表面文章，在他们的人生经验里，只有享受得发腻的“闲愁”，从不知什么叫饥寒劳苦，也不知什么叫工作。宝玉的外号叫“富贵闲人”，试想若将这“雅号”送给奥涅金、奥勃洛摩夫，即便是送给彼却林和罗亭，也决没有不合适的。杜勃罗留波夫在他那著名的论文里说：“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在于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托福于祖上的荫庇，摆脱了最微小的劳动……”，宝玉虽说不象奥勃洛摩夫那样整日横躺在沙发上不愿多动一动，但他的确可以象奥勃洛摩夫一样宣称：“托福上帝，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自己在脚上穿过袜子呢!”(只要看宝玉事无巨细样样由人侍候，便可猜想他大抵是绝不会自己穿袜子的)。所有的“多余人”都不知道劳动，他们“没有给自己挣过一块面包”，在世界上也没有做过一桩“正经的”事。杜勃罗留波夫说：“沉重地压在这些人物身上的，都是同样的奥勃洛摩夫性格。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在他们身上烙印下了懒惰、寄生、在世界上毫无用处这些难以磨灭的记号”，虽然我们很称赞宝玉真纯的天性和聪敏的才情，就象奥尔迦称赞过奥勃洛摩夫一样：“你宽宏正直……你温柔……”，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若将杜勃罗留波夫说的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放到宝玉身上，是并不冤枉他的，正好比若将曹雪芹形容贾宝玉的名言“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放在所有“多余人”身上，也是十分适用的。无论是贾宝玉还是“多余人”家族，在他们的本性中，有着某种很美好甚至很卓越的东西，但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处的贵族特权地位，加之各人独特的个性，使他们除了那种“多余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再另有健康的生活。

笔者虽然从未见到过讨论贾宝玉和“多余人”的关系以及认为贾宝玉是“多余人”的论文，但在当年的《红楼梦》大讨论中，李希凡、蓝翎、徐士年都曾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过反对把宝玉“想象”成“多余人”，徐士年先生于此更有一些论述：“……把贾宝玉和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的‘多余人’典型相比较，在本质上也并不相同。‘多余的人’是自私的，怯懦的，因为犹豫不决，缺乏实践的勇气。他们虽然也有着某些崇高的想法，但他们从来不肯为着别人，或者为着自己的理想去牺牲自己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实际利益。在男女社交已经公开，谈恋爱已经成为男女青年们普遍课题的俄国，所有‘多余的人’都没有为了一个真诚地爱着自己的女子，付出任何实践的代价……而贾宝玉显然不是这样的。……他和‘多余的人’有一个最本质的不同，即他是把自己的整个的灵魂奉献给自己的理想和基于这一理想的纯洁的爱情的。尽管贾宝玉所在的是强调‘男女之大防’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在他的头上压着封建的三纲五常及其执行者贾政，尽管他是在丝毫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这些都是比一切‘多余的人’们艰难无数倍的，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实践着，奉献着自己的全部生命而且从不退避，一直到抛弃他已经获得的一切现实世界的利益。哪一个‘多余的人’能够这样呢?”徐士年先生的这一看法实在是很表面的。当然，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不论多么相似，总还是不同的，但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却非如徐先生所说，是宝玉如何地比“多余人”“坚定”、“前进”。恰恰相反，“多余人”性格的“批判性”要比宝玉更清晰，更进一步。宝玉的诞生比“ 多余人”家族里的“老大”奥涅金要早出生大半个世纪。当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勃洛摩夫出现时，俄国的农奴制社会已处在彻底崩溃的前夜，人们对这个制度已不再是不满批评的问题，而是开始真正地行动起来去推翻这个制度，因此“多余人”们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就比尚处于封建社会浓夜中的贾宝玉要来得清晰。例如奥涅金就想到要：“以轻微的租税来替代，古来劳役的重担”。相对来说，贾宝玉对农民的疾苦就没有过什么正视和思考。

至于徐士年先生所论的对待爱情和所谓理想的问题。应当说，“多余人”们确实是自私怯懦的，也没有为别人或者为爱情及所谓“理想”牺牲什么，但是，贾宝玉又到底为别人或者爱情及所谓“理想”牺牲过什么呢?晴雯是因他被逐以至病死，但他却是在“……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七十七回)，终于连一句起码的求情话也不敢说；金钏儿更为他几句调笑话弄到自尽身亡，他也不过“早一溜烟去了。”(三十回)“被王夫人数落教训，也无可回说。”(三十二回)；即使对于“睡里梦里也忘不了”的林妹妹，其生前宝玉和袭人关系暖昧，死后宝玉终究娶了宝钗生了儿子，除了“发誓赌咒”，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之外，宝玉究竟又为自己的爱情有过什么了不起的抗争奋斗或牺牲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环境的制约，也不否认宝、黛之感情，但我们还是要说宝玉的行为态度归根结底仍在不过是“多余人”式的自私和怯懦罢了。至于宝玉的“出家”实际上是一种对黛玉都包括在内的最终的“舍弃”，怎么谈得上是为爱情所作的“牺牲”呢?^当然，宝玉在对待异性、爱情及所谓“理想”上，态度确实要比“多余人”兄弟们痴心得多。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多余人”根本没有什么理想，也不知道要作什么牺牲。正如杜勃洛留波夫所说，“多余人”“看不见生活中的目的，又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事业”，而且每一个人“多余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无目的性，这种“意识”困挠和压迫着他们，使他们沉重地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及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彼却林说：“我不由得要问自己：我活着，为的什么?我生下来，为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我永远丧失了向往于崇高目标的热情……”。罗亭也很了解自己：“自然给了我很多东西；然而我直到死，不会完成一件值得我的能力去做的事业……”。奥勃洛摩夫于自身和环境简直是比其它“多余人”有着更清醒的自觉：“他们说生活是在社会里吗?好一个生活!你在那里找寻些什么?理智的乐趣呢?还是心灵的?……没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能够打动人们心灵的东西。这些在人世上出头露面的人物，比我更糟，他们全都是死人，全都是昏睡不醒的人!……”。这些思考和直白，让我们看见了“多余人”在找不到生活目的的痛苦中，不仅对环境，更深刻的是对自身进行了相当清醒的批判，于社会于自身他们都不再有梦——这种连对自身都已看透了的“觉悟”究其批判意义来说确实已到“顶”了，再往前走哪怕是半步，便也只能是行动，真正地对于批判目标的摧毁性行动。但是，“多余人”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都不会再往前走这半步而进入另一条对他们的人生说来是太陌生太勉强的路，他们只能在自己走惯的这条人生途中一直走到“顶点”，最终是躺下来，不再抄?意多动一动……。宝玉走的路显然是和“多余人”走的路基本相通的，但他是远在“多余人”出世之前，便已走上了这条路。也许正因为太早了一点儿吧，他始终也没能走到甚至是和第一位“多余人”奥涅金接上头的地步。宝玉也批评当时社会的道德原则，也蔑视周围功利世俗之徒，但与“多余人”对环境对自身两方面都彻底“梦醒”了的否定性“冷漠”相比较，他尚有梦，尚有一颗“痴迷”之心——他还痴望在那毫无希望的恶浊社会中找到一片可以栖息一下灵魂的“净土”——这便是少女的纯净和美丽，而其中心更是黛玉的知己和爱情……。较宝玉晚七十多年出生的“多余人”连对于异性“美”的恋情依赖，也都疲备厌倦了——奥涅金对那些“名门多情女子”是“找到她们时没有什么狂喜，丢弃了她们时也没有什么怜惜”，彼却林是：“我无论怎么热情地爱一个女子，然而只要她使我这样感觉，我应该娶她——那么去它的吧，这种恋爱。”……难道他们真的如徐士年先生所评那样自私到连对自己的爱情也不肯“付出任何实践的代价”吗?并非如此!即便是“多余人”，对异性的爱和美也是渴求的，奥涅金其实开头就爱上了达吉雅娜的；奥勃洛摩夫也“幻想”过“温柔而美丽的妻子”。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异性的“爱”和“美”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短暂的温情已完全不再具备足够的刺激力量，不可能重新震撼起他们那被现实所冷透了的心和热情。一颗在病态社会中被长期扭曲的痛苦的心，对一切都觉着窒息厌烦，心灰意冷，怎么能指望这样一颗心能脱离开现实环境而在爱情中得到寄托与新生的热情呢?宝玉出生的时代比“多余人”早得多，所处环境是强调男女之大防的中国封建社会”，他身在大观园女儿国内，但真正的爱情对于他来说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一颗不能尝到，因而也就特别诱人的“禁果”正因为没有“爱”的自由，对于“爱”的梦想就越发地痴迷。再加上宝玉满腔热切无处去的性格，很自然就会把只能搁在心头默念幻想的“爱情”，在感觉的想象上扩大开来，成为生命中热情积聚的焦点而倾以全部的寄托和希望……。不妨设想一下，若宝玉晚生一个世纪，生在“谈恋爱已经成为男女青年们的普遍课题”的时代的话，爱情对宝玉是不是还会拥有如此压倒的魅力?会不会依然成为把他从和俗世无法调和的精神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显然值得怀疑。事实上宝玉最后的出家，便是对“情”的“勘破”。袭人说得很明白：“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看他竟不象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一点情意都没有，后来待二奶奶更生厌烦。在别的姐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一二○回)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宝玉从女孩儿的“情”中寻求解脱于浊世的“净土”起，终于走到了包括对这种“情”在内也都统统舍弃的地步，这种“舍弃”与“多余人”对“情”、“爱”的心态已相当接近，尽管具体情况不同，但本质相似：即同是“勘破”了在“情”、“爱”之中并不能为他们那颗与社会现实极不调和的痛苦的心找到根本的精神寄托。因此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即使宝、黛结了婚，宝玉仍会由于对整个现实的厌弃和无出路感而最终亦“勘破”此中“情缘”，并仍旧以中国独特的“遁世”形式，表达出那种“多余人”式的对“情”、“爱”的幻灭。

在贾宝玉和“多余人”的灵魂深处，都存在着一种对“无为主义”理想很深刻的追求。杜勃洛留波夫说：“奥勃洛摩夫们是都神往于田园生活，神往于一种没有什么要求的无为的幸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只是一种梦，一种理想，——一种最悠然自得的安静，一种无为主义。”再来看宝玉说的话：“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三十六回)“……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三十九回)。这些话表面上看都是对周围女孩子眷恋之痴语，但往深里看去，就可以发现一种极独特又极悲哀极深刻的对于生活的彻底的“无为主义”理想——这才是贾宝玉的真追求之所在!而非如一些人所牵强想象的“反封建”、“人道主义”等“革命理想”——除了希望女孩子看守着他之外，于人生便一无所求，然后是化灰化烟，去到那想象中空灵世界般的“幽僻处”，再不要托生为人! 多么悲哀的对人的浊体的否定，多么彻底的“无为”境界。若与“多余人”的“田园、散步、美人……”甚至也包括战争、冒险(如彼却林的生活)，另一种表现形态之“无为主义”相比较的话，宝玉更注重精神性灵上的超脱，他从不象“多余人”那样去考虑“无为生活”的具体情节，而只神往于一种悲哀气氛的灵魂深处之万籁俱寂……，这大约就是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中的“清静无为”吧。^彼却林说自己之“所以会想出这一切令人嫌恶的放荡行为，只不过因为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来……”，这也许是每个“多余人”也包括宝玉，选择“无为”之途的理由吧。现实黑暗腐败，看不见一点值得追求的东西，一个尚保有些真性灵而不愿同流合污之人，加上又有聪明的头脑，高傲的性格，富有的财产(因而不存在现实生活的压力)，当然可以想象他宁愿选择“无为”而不会选择在卑俗现实中蝇营狗苟，宁愿在“无为”中寻找寄托灵魂的虚无色彩的“安静”，而不愿陷入俗世纷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余人”和贾宝玉的“无为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的消极遁世，相反带有在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道路的规定因素下所特有的反抗色彩和积极意义：即以“无为”的形怀来表达自己对俗恶现实最大也是最悲哀无奈的蔑视和卑弃。特别是宝玉，由于他所处时代早，尚无选择的可能，因此他的“无为主义”理想比起后来的，已经生活在应该真正行动起来的时代的“奥勃洛摩夫们”的“无为主义”，就具有更高更强的反抗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