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被尊为“亚圣”,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颇高,这种地位是由他在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决定的。孟子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哲学家、杰出的教育家。
孟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就做人而言,他特别推崇的一个道德规范是“义”。
孟子认为:仁义、礼义、道义、正义、忠义等是人先天就具有的本性,所以人们应该滋养和保持这种比生命更重要的“向义”之心。因为“向义”的本质就是“向善”。《鱼我所欲也》点明“义”的价值高于生命,提出“舍生取义”的主张。关于“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多阐释。比如“南坡义猴”为主人乞食,送终,最后跳到烈火中自焚,这个故事讲的是“仁义”。明朝志士方孝孺一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最终践行了“正义”。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杀害前,曾写下绝笔书:“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意思是说,孔子说要“成仁”,孟子说要“取义”,惟有行为完全符合“义”的要求,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孟子的教育观也颇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借鉴。
孟子把“教”和“育”连在一起,倡导“精英教育”。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他希望自己所教的学生不是平庸的人,而是英才。从表面看,这样的说法有“择生而教”的嫌疑,与现在倡导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的观念背道而驰,但是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可以与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相媲美,只是选择的角度不同。在当时,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一般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孟子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把学生本身的智力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这就突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其进步意义非常明显。当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当时的社会制度的限制,孟子倡导的这些主张根本无法实现。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意思是说,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时雨化之”说的是潜移默化的渗透,通过教育可以成全品德,培养才能,解决疑惑。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句话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然后再抽象为简约的结论。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孟子重视学习时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他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一心一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飞来,我就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习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成绩的差异与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
孟子强调持之以恒和专心致志。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暴十寒,主张专心有恒。他还教人不要有头无尾,功亏一篑,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这就是说有为者必有恒心,没有恒心,半途而废,必然导致前功尽弃。
孟子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根据人的本性之需要来确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的本性得到最完善的发展,这是由孟子的人生哲学所引出的教育目的。孟子的教育目的论过于强调个人的需要而忽略了社会的需求,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