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游记文学的一代宗师——柳宗元——兼析传记、寓言等文学作品

作者：肖旭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和韩愈一起，提倡朴实流畅的散文，反对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骈文，以比较进步的古文理论和大量优秀的散文创作为武器，摧陷廓清了从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绮靡浮艳的文风，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一篇《杨评事文集后序》里，柳宗元认为“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平比兴者也”，即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是非好恶的议论说理文，一类是通过比兴等艺术手段进行劝戒讽谕的文学作品。他以为古来文人很少有兼擅两体的。我们今天读《柳宗元集》，可以看到他既长于著述议论，又长于写比兴讽谕之作。在他不长的一生中，共写了五百多篇文章(包括赋，还有一百六十多首诗不计在内)，除了有些例行公事应景酬赠的表启碑铭之类者外，一般都能从各个方面表达他的进步理想、政治见解，而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抒发忧伤愤激情绪则是他作品的主要内容。

柳宗元散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成绩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历来最脍炙人口的是他的山水游记文。在柳宗元以前，南朝时的陶宏景、吴均、丘迟等人的书信中已有一些描写山水景色的文字，写得也很清新可喜，但那是用骈体文写的，句式也嫌单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个别章节写得也颇有文采，但是总的来说《水经注》毕竟是一部地理著作，不能视为游记文学。只有到了柳宗元手里，才使山水游记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才是山水游记文学的一代宗师。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文中的代表作，八记按游览的时间先后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坶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八篇文章。这一组山水散文，用清新优美的文笔，描绘幽深奇绝的永州景色，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最显著的特点是情景交融，富有韵味和情趣。他不是纯客观地为欣赏山水而去描绘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际和满腔愤激之情融化到山水中去，使山水人格化、斤性化，通过对幽丽清奇的山光水色的精雕细刻，流露出牢骚不平，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

比如，在“永州八记”里，写得最多的是清泉奇石、怪树幽篁之类，这同作者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品格气质显然有内在的联系。至于作者在写景状物时着意渲染的凄清悲凉冷寂的气氛，如钴鉧潭西小丘那“悠然而虚”、“渊然而静”的“清冷之状”，小石潭的“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意境，更是他那抑郁忧愤情怀的物化表现。一方面是弃置蛮荒，寂寥冷落，无人赏识的永州山水，另一方面是贬逐南国，英雄失路，壮志难伸的柳宗元，彼此各自引为知己，双方相互同情支持，这样，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不幸遭遇同自然景物就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物我化为一体，显得自然和谐，无迹可求，优美得像一首情致委宛的抒情诗。我们欣赏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诗，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吗?

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传神生动。他既精于谋篇布局、遣词造语，掌握“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的写作技巧，又长期放浪于山水之间，“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对永州的山川草木有非常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因此能以精炼的文笔和清峻的语言去描摹永州的秀丽风光，刻画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时而大笔挥洒，气象万千；时而工笔勾勒，栩栩欲活。他写水声，有珮环叮哨，有轰雷喧豗，因势而不同；他写怪石，“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比喻形象生动，百态纷呈。总之，蓝天白云、山川草木、飞鸟游鱼，一经柳宗元的生花妙笔，无不出神入化，奇巧天成，就像浮雕一样突出在读者眼前。如果作者没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和对大自然深入的观察体会，其笔力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永州八记”篇篇不过数百字，篇制虽短，却如雕镂精微、纤入毫发的象牙雕刻。有远景，有近景，疏密相间得体；有虚写；有实写，轻重各臻其妙。试以写景的名篇《小石潭记》为例，文章一开始未写小潭先闻水声，给人以悬念．接下来依次写潭中形状各异的岩石，潭边交织纷披的绿树，潭内倏忽往来的游鱼．然后遥望潭水所从来的斗折蛇行肘隐时现的小溪，最后抒发内心的感受。全文由远及近，由旁及中，层次清楚，脉络分明。最令人心折的是描写潭水之清与游鱼之乐的一段文字，作者并未从正面去写潭水如何澄沏明净，而是先写鱼儿如在毫无依傍的空中浮游；再写阳光照彻水底，直射无碍；三写水底石上佁然不动的鱼影，一层深一层地反衬出潭水的空明纯净，使读者感到一泓波光粼粼透明纯净的潭水，几乎伸手可掬，至于对游鱼的写生，更是形神兼备，令人叫绝。游鱼的“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一笔写出鱼与人相同的心情，物我融为一体，与庄子濠上观鱼异曲而同工。文章最后几句借幽深凄冷的景色透露作者孤寂凄怆的胸怀，也是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作品，其内容大都取材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某一侧面，或歌颂他们高尚的品质、精湛的技艺、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或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控诉统治者的横暴。作者往往借传主之口，用巧妙的暗喻或质直的议论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端，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传记文学的范围。如《梓人传》写木工杨潜的精于擘划工程，善于用人之长，寄寓了作者举贤授能的理想。《种树郭橐驼传》借老农顺应自然规律植树育林的事例，说明为政宜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切忌政令烦苛、骚扰百姓。《宋清传》肯定药商宋清济困扶危、不计报酬的职业道德，反衬出当时那些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徒的卑劣灵魂。《童区寄传》颂扬了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机智勇敢的行为，谴责了歹徒的凶残和野蛮的奴婢制度。这些基于真人真事而又加上合理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写成的传记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一如他的山水游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在先秦诸子和一些史书中，已经看到不少精彩的寓言，但那只是文章中的插曲陪衬，是作为驳难说理的譬喻出现的，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到了柳宗元手里，由于他既具有进步的政治、哲学思想，又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实践，加上善于借鉴、汲收古代寓言的精华，因此他就有可能发展寓言文学，使它获得独立的生命。柳宗元的寓言一般都短小精巧，含意深刻，借写各种动物，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痛斥讥刺社会上种种丑恶的人或事，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比如他那著名的代表作《三戒》，通过描写小鹿、驴子和老鼠三种动物的遭遇，讽刺了那些外强中干、仗势欺人的狂妄之徒，并指出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而《黑说》、《蝜蝂传》以及用赋体写的《牛赋》、《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等，则对那些吹牛拍马、聚敛贪婪、投机取巧、阴险毒辣的肖小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其立意之奇警精巧，遣词之凝炼犀利，思想之深刻感人，对现实针砭之鞭辟入里，都是独步一世的。至于《捕蛇者说》的控诉劳动人民备受压榨的痛苦，那样形象化地标明苛政猛于虎的真理，更是字字血泪，令人触目惊心，不愧为传诵不衰的力作。

最后，简单地谈谈柳宗元的说理文。柳宗元的说理文包括哲学、政治、社会问题的论著，以及类似性质的序志书信等杂文。在这些文章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命根子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各种迷信思想。如在《天说》、《天对》、《非国语》等篇里，他正确地指出，天地、元气、阴阳等都是物质，就象常见的草木瓜果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意志，不可能对人类施行赏罚。地震、山崩、川决等都是自然现象，与国家的兴亡、人类的祸福毫无关涉。政治的治乱和人生的泰否，完全取决于人事而不决定于天命。“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一针见血地挑明鼓吹天命神权完全是为了麻醉愚弄人民、巩固统治权力而已。

希望国家统一、要求中小地主阶级也能参预政权，反对贵族世袭特权和藩镇分裂割据，这也是柳宗元说理文的主要议题。这方面的文章以《封建论》最为著名。文中指出，社会制度的形成有其客观规律，它不是由哪一个“圣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文章强烈谴责了封建割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混乱和痛无情地抨击了视土地人民为私产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任贤授能、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主张。这篇论文体制宏伟、气势磅礴，论证严密，很有说服力量，他如《六逆论》、《时令论》、《永州铁炉步志》等文也都属此类著作，后者甚至连君主的世袭特权也予以怀疑和否定，这是非常大胆进步的思想。

总的来看，柳宗元的说理文观点鲜明，论断明确，论据充足，逻辑严密，在正面阐述自己论点的同时，列举正反面的历史材料来论证双方论点的是非曲直，言之凿凿，立论坚实可信。其见解之精辟深刻，行文之含蓄凝练，尤为后人所推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