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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愠阜财”与“内圣外王”——《南风歌》隐含密码试析


《南风歌》,一说为舜帝所创制,一说系后人所造作。对此,《孔子家语·辩乐解》曰: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

《礼记·乐记》记述如下: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史记·乐书》也有类似文字: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

……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尸子·绰子》、《新语·无为》、《太平御览》等众多典籍均有记载。以上典籍,基本认定《南风歌》为舜帝造作,且多以“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的史实,推演“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的结论,从而宣示了“乐化”的作用。

对于《南风歌》的内涵,各家注疏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联系虞舜民本思想进行诠释。韩非子认为舜“歌南风而天下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是因为果实丰收,恩惠于民,故天下大治。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王肃(195---256)以为:“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二,联系虞舜孝道思想,谈教化意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郑弦语:“南风,长养之风也,言父母之长养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南风,孝子之诗也。南风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风诗,以教理天下之孝也。”其三,将《南风》与山西运城盐池的盐业生产联系起来。如宋代沈括、明代宋应星等人便持这种看法。

也有人认为,《南风歌》乃后人所作,为抒写南方百姓因南风之起而产生的欢悦之情。南方酷暑易旱,令人常苦;而南风乍起,往往积云飘雨,解万物焦渴,除万民躁热。炎日燎物灼人之际,温润凉爽的南风及时吹来,南方之民视之为长养之风,故作歌以颂之;进而表达对舜帝的爱戴与崇敬之情。

这些解说,都从某一个方面揭示了《南风》的内涵。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大意是:南风何其温暖和煦啊,可以吹散百姓心头的怨怒和忧愁;南风何其调和及时啊,可以使百姓财产殷富,衣食丰足!

这是一首帝王诗,初读似平实通俗,细品却含蓄深沉。传达的信息乃是治国之道,圣人心曲;短短26字,情感炽烈,意蕴多维,谓“一曲兴邦”,不谬也!

它启迪统治者,欲实现“内圣外王”之大同理想,首先必须解百姓之愠,阜万民之财;“解愠阜财”是“内圣外王”的充分必要条件。

故此,《南风歌》艺术再现了先民对温情南风的礼赞,折射了舜帝德孝仁义之操守的光芒,也表达了舜帝(或曰“先民”)的美好心愿。因之,“南风”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寄托;而《南风歌》则是先民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

披阅揣摩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再四,乃获一得:舜帝所造之《南风歌》,既是其以德治国的回顾,也是其以德治国的憧憬,更是其欲达“内圣外王”之境的目标。舜帝一生,践帝位39载,修身治国,内圣外王;恭谨劬劳,兀兀穷年。“观风俗之盛衰”,究治国之大要;入蛮夷之地而察民风、制良策,逢寝食之时亦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终使三苗臣服,万民拥戴,为继踵者“内圣外王”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内圣外王”,最早见之于《庄子·天下篇》: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内圣外王”之道,即圣人治国之道。“内圣”,求修身为人之完美;“外王”,谋治国安邦之谐和。通俗地讲,“内圣”者,修身养德也,要求人要有道德;“外王”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这是对执政者提出的最高要求。

孔子“三大纲领”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荀子·正论》也有类似的论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老子》第五十四章有这样一段话:“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在老子眼里,由“内圣”而至“外王”的过程,也是修道之人将对道的认知由个人逐步推向家、乡、邦和天下的过程,这种路径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讲求“不执著”,以之为修身养德的最高境界,其内涵与“内圣外王”亦相差无几,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更其圆通明白一些……

遍稽先秦诸家学说,发现其中许多观点虽相互抵牾,但对于“内圣外王”的认识,儒法墨道等各家却惊人相似,都将其视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

然古往今来,帝王无数,却只有极个别的“人上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有崇高的德行,能克己复礼,善博施济众,可安邦兴国,进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其功德修为,可近(只能是“近”,而不是“达”)“内圣外王”之境。而一般士大夫之辈,则仅以“贤”为行为规范和追求目标,他们只望人品、学品、文品完美,以惠及子孙。至于一般庶民百姓,倘能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着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那就很了不起了。

虞舜乃“人上人”,践行“内圣外王”之楷模也!其“内圣”之德,已臻至境;而其“外王”之功,亦彪炳千秋!《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孟子·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尚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韩非子·难一》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虞舜一生,殚精竭虑,恭谨劬劳,惟“解愠阜财”之是务,然则获百姓万民之崇仰、膜拜,理固宜然矣!


尧舜禹是儒家推崇的三大“圣人”,而事实上,上古时代的舜帝,才是中华文明最为关键的奠基者。《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帝居“圣人”之中,承尧传禹,地位尤为特殊。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舜帝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明德”治理百姓万民,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的“诚”、家庭道德的“孝”和社会道德的“仁”。他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创建了中国最原生态的道德文化,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尚书大传》的赞词非常中肯:“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

《尸子·仁意》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於玉烛,息於永风,食於膏火,饮於醴泉。舜之行,其犹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满焉,蝼蚁之穴亦满焉。由此观之,禹汤之功,不足言也。”这段话,赞颂舜为帝之后,仍坚持和百姓同甘共苦,心中装着百姓关心的事情;故此,舜帝能得到人民的赞扬。禹汤等则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矣!西汉贾谊《新书·修政》描述帝舜的一段文字尤发人深省:“虞舜曰:‘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与中都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爱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且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惟以敬也。故欲明道为忠,必服之。’”由此可知,虞舜非常重视修身养德,对上对下都讲求忠诚,甚至对敌对者也讲求信义;至于对百姓,就更有爱心。唐代诗人张谓《九疑作》(一题为《邵陵作》)赞曰:“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惟其如此,帝舜才能成为上古帝王的典范。

稽考虞舜之内圣明德,品评《南风歌》之远古幽情,可知二者之内在联系:夫虞舜道德修为,乃“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之内力储蓄;而彰显虞帝内圣外王之伟业,点评大舜修身治国之事功,则有助于破解《南风歌》之隐含密码也!

1、孝悌诚信

“孝”为百德之首,舜之孝悌德行,天下闻名。他出身低微,其父瞽叟心地狭窄,后母言不及义,嚚悍卑劣,同父异母弟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象,常欲杀舜。汉代著名学者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云:“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颃,母嚚,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舜就在这极其艰难的岁月中逐渐长大,尽管如此,仍宽容大度,不记仇恨,“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敬父母、爱护弟象及妹敤首。故曰:大舜笃亲尽孝、宽厚仁慈,乃孝之化身,前无古人也!

从修身的角度考量,舜帝也是典范。舜帝之所以在先秦儒家心目中被奉为“圣人”,就是因为他能严格约束自己,具有“诚意、正心、修身”等崇高品德。《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允,诚信也。当年尧帝坚守诚信之道,禅让帝位于舜;舜继尧帝之位后几十年,始终以诚信为做人之本。不仅如此,舜帝考察百官时,也要求他们“明诚以功”、“德允元”,即崇尚厚德,信任善类。《孟子·公孙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由于舜帝与人为善,舍己从人,故能感化一大批人,大家纷纷效法舜帝为善之美德;以至于随处可见“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尽心上》)!

正因为舜帝笃亲尽孝、宽厚诚信,所以执政后,才能深谋远虑,以仁政治天下,“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记· 五帝本纪》);念念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故能使国家“内平外成”,百姓安居乐业。

2、勤勉劬劳

《孟子·告子下》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出身卑微的舜,做过各种农活:种田,狩猎,打渔,挖井,制作陶器,修建粮仓……青少年时,为躲避家人的毒打及残害,常到出生地东夷氏族部落避难、谋生。他吃苦耐劳,勤于农耕,学制造,烧陶器,除供自己衣食外,还尽力供养父母和弟妹。虽历尽各种劳作的艰辛,但仍坚持用完善的人格熏陶人,感化人。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闲暇时,还教百姓凿井,用之于饮用或灌田;被举为“帝”后,依然保持勤劳、吃苦、农耕的美德。据传,他曾在都城蒲坂(今山西永济)附近,带头进行农耕生产,乐而不疲。所以,舜20多岁就得到先民拥戴,被东夷氏族部落推举为首领。《吕氏春秋·慎人》曰:“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鲁连子》云:“舜耕于历山而友益,陶于河滨而友禹。”

故曰:舜帝“造作”《南风歌》,歌以咏志是也!何哉?夫积年治国,鞠躬尽瘁,常抒帝王之心志;累月修炼,勤勉劬劳,久贮百姓之情怀。乃谱之以《南风》,传之其人者也!

3、崇尚教化

虞舜非常重视通过音乐、诗歌的熏陶,塑造庄重高洁的人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孔子家语·辩乐解》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唐人吴仲舒云:“薰风之有德也,使国富以人安;薰风之有惠也,使时和而俗阜”(《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四》),《史记·夏本纪》载:舜命“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皆强调了虞舜重视音乐熏陶人性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这段文字则描述了虞舜时代“神人共和”、“天人合一”的大同美景。于斯可知:乐化功能,善莫大焉!

据《尚书》、《史记》等典籍记载,舜帝为诸侯、四岳举荐所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掌管五常教育的司徒。舜不负厚望,制定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即“五典”,并很快为天下百姓普遍遵从。正式登位后,舜帝设官分职,除四岳、十二州长官外,另设有礼法专司祭祀,负教化之责任。此外,还设有两个职位:一是司徒官契,舜令其“敬敷五教”,施行家庭伦常教育;二是典乐官夔,令其以歌诗舞蹈形式教育青少年。史载,帝舜执政期间,派臣子到各地采风,汲取民歌源流营养,亲自制定箫律、《南风》、《九韶》等乐舞,以歌颂太平盛世。《淮南子·泰族训》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云:“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十二弦之琴。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在初步创立了国家制度,扩大疆域,统一众多分散氏族,改善部落民众生活的同时,舜帝还制定了礼乐,教化百姓;他所创制的音律、乐歌,成为上古一代盛世国乐。传说屡征不服的三苗,也因崇仰帝舜之德政而终于归服。《淮南子·齐俗训》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史记·五帝本纪》曰:“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尚书大传》亦曰:“(舜)维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坛四奥,沉四海,封有十二山,兆有十二州,乐正定乐名,元祀代泰山,贡两伯之乐焉。”至此,舜帝已成为先民心目中高大、完美的帝王形象。

另一方面,舜帝还善于以怀柔政策调和民族关系,化解民族矛盾,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为使三苗臣服,虞舜决定“以德化之”。《吕氏春秋·尚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民间传说就更神奇:舜帝南巡到湖南湘乡一带,突然被手执武器的苗民包围,危急之下,虞舜命人奏起韶乐,苗民便自动放下武器跳起舞来,避免了一场战争。

于是可知:重教化,尚礼乐,乃有《南风歌》传世;歌《南风》,享太平,故有“内圣外王”之礼赞也!

舜帝治政,承前启后,实施了推行五教、分职善任、稳定农业、匡划九州、贡纳赋税等五大政略,基本上完成了古代国家社会的构制,成就了“内圣外王”的煌煌伟业。

舜当政后,匡划九州,彻底打破了部落领地的管理界限,为构建国家机器奠定了管理基础。舜巡守四方时,每至一方,都在当地最有名的大山之上举行祭祀典礼。《尚书·尧典》载:“五载一巡守……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有舜之时,“四岳”既是某一个重要部族的首领,又是某一方众多部族首领的代称,在部族联合体内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在当时相当先进,也非常适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在氏族社会),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尧舜禹时代的“问题”越来越多,“当事人”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切问题”;于是,新的管理机器便应运而生。这个管理机器,组织严密,公职人员甚多,他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而作为部族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尧舜禹等则掌管着一些重要职权,如祭祀天地,颁行历法,设官分职,制定刑法,举贤用能,贡纳赋税等等。这种管理机制,与后世国家机器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管理方法已非常接近。

这个史实告诉人们,古代国家机器的打造,早在舜帝时代就已基本完成。舜帝“摄行天子之政”以后,流放四凶逐去之,举八元、八恺,不拘一格任用贤才,广施德政,献身于民。“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史记·五帝本纪》)。至舜受禅让而登帝位,渐呈歌舞升平之象:皋陶任大理,执法严明,刑法宽和,民间没有冤案;伯夷主礼,井井有条,上下谦让,君臣一心;垂主百工,各种器具制造及房屋营修业兴旺;弃为稷官,教民按季节种植五谷,粮食丰收,民不受饥;契任司徒,百姓亲和,尊老爱幼,为稳定农业,扫除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从此,疆域扩大,国家雏形初具,天下渐趋大治。

与此同时,舜帝下令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广开言路;统一刑法,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任用高辛氏的后代担任伦理道德之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 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君臣百姓共绘家国祥和、“内平外成”之美景,遂定格于上古社会,予后之帝君以无穷深思、借鉴矣!

然则“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之理念与作为,“外王”之重要依托乎?曰:“然也!”

……

夫虞舜者,出身卑微,而以德孝仁义名闻天下,自代尧“摄行天子之政”洎为帝为君,凡39年;惟“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之是务,逞帝王之志,造《南风》之诗,其德才识能,孰可与之比肩耶?

《南风歌》者,千古之绝唱也!吟之祈解愠阜财,参之望内圣外王。司马氏誉其“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信夫!

一言以蔽之:《南风歌》、虞舜业,相得益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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