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关雎》中的三个问题

作者：檀作文
《关雎》是《诗三百》的第一篇，也是最富盛名的一篇，大家从中学就读过。不需要细讲。但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篇中人物身份。“国风民歌说”是20世纪最流行的观点，可是反对派们（如朱东润）说：国风的第一篇就不是民歌。理由是“君子”乃贵族通称，琴瑟钟鼓非贱民所有。这两个证据很有力。有人反驳朱东润，说：“君子”有三义，可指贵族、贤人、丈夫，几乎是男子的泛称。（我的师兄常森是代表）。又说固然没有钟鼓琴瑟，难道不能想像一下么？（吴小如太先生这样说）。我的意见是：“君子”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为男子泛称，但也只是当时社会主流阶层男子的泛称，犹如今日“先生”一词。“先生”在现代社会的用法大家很清楚，可特指自己的老师、自己的丈夫，也可泛指一般的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乃至于成为男性公民的通称。但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城市生活里泛用这一称呼，但在农村文盲的家庭，若一个农妇口口声声称他丈夫“先生”，岂非好笑！农民伯伯之间恐怕也不会互称“先生”吧？所以，固然诗经作品中有很多处“君子”是指丈夫的，但我认定诗经的“君子”都是贵族。或许大家要说孔门的弟子总可以当得起“君子”称呼吧，好像也有出身贫贱的。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其一，先秦社会阶层变迁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诗经的作品多数早于这一时期。其二，孔门弟子皆为“士”，尽管来源不同，但当时社会对其身份是贵族认同。这就好比我从农村考学到北京工作，虽然是泥腿子的后代，但现在大家都说我是读书人，不会把我当泥腿子。

 至于篇中女子，通行意见是个劳动阶层的女子，我颇不赞同。采野菜未必是使唤丫头才干的事。《召南》有《采蘩》《采蘋》二诗，都是写贵族女子祭祀的。《礼记·昏义》明文记载贵族女子将嫁之前，有蘋藻之祭：“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这里的“芼”，显然不能按毛传。）这段话告诉我们蘋藻关乎妇女养成之事，是仪式性活动。蘋藻荇蘩，诸般水草，通性是柔顺，古人有巫术思维，以为只要女子亲近这些物事，就会熏陶出柔顺之德，所以在出嫁之前，尤其要加强这个养成训练。从前人结婚，有贴这个婚联的：“诗歌杜甫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关雎》是周人的婚礼进行曲。其内容也是讲恋爱过程的，所以根据当时的礼俗来看，我们毋宁认为采荇是对婚恋的暗示。当然，周代贵族小姐的采荇采蘩，估计和领导出席奠基仪式差不多，只是象征性的。未必有多少艰辛在里面。大可不必以此为例来讲中华民族爱劳动的美德。

 第二个问题关乎叙述角度。这是诗经学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汉宋之争的关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细讲）。大家想想看，这篇作品的叙述角度是怎样的呢？一般的意见是主张该篇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目睹了这个过程，用诗歌来描写和追忆这个过程。但我以为，也可以理解成第一人称，但抒情主人公在作品里某种程度地客化了。大家学过文学原理，应该明白艺术源于生活，但决不是生活的照相机。艺术是把生活的经验事实对象化，并加以整体反映。所以该篇中的女子采荇，男子钟鼓琴瑟钟鼓以友好之，不必一定要说成此人此刻必有此事，不过是经验生活的范型而已。这关涉到诗歌表达的套语。套语的形成，是以人们整体性的经验生活为基础。大家正值青春年少，相信是写过恋爱的呓语的。估计也会写一些我送你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我饮美酒来浇愁之类的句子，未必是自己真做此事，不过是人们表达的心理积淀已经形成这样的范式而已。西方的爱情诗里总有什么你在山上放牧羊群的句子，这和圣经雅歌的传统有关，也是一种套语。《关雎》里的表达，也可以如是理解的。将其叙述角度理解成第一人称，固然合理，理解成第一人称，也未尝不可。当时的民俗不能够完全还原，我们还能肯定贵族小伙子是不是看见姑娘采荇，就跑过去谈吉他、敲爵士鼓讨好她。（钟鼓或许是特定场合才用的，比如婚礼。）但大可以把这些理解成想像之辞。关于套语和想像之辞，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第三个问题是讲“兴”的。这也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毛传和朱熹对兴的理解完全是两码事。我在博士论文里对二者有明确辨析，已发表的论文《汉宋诗经学的异同》（《齐鲁学刊》，2001/1）也重点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我个人对兴的理解近于朱熹。下面引用一段我个人对毛传、朱熹“兴”之义例差别的论述：
 《毛传》与《诗集传》在“兴”之义例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标“兴”的位置不同。《毛传》一般于首章的某句（多数是二句）之下标兴，而不是在章末。 而《诗集传》，无论“赋”、“比”、“兴”，都标在各章章末。标“兴”位置的差别反映了《毛传》与《诗集传》对“兴”的性质认识不同。《毛传》认定一个句群（一般是两句）自身具有“兴”义，其“兴”义并不依赖于上下文的关系而存在，故标“兴”于句群之末。《诗集传》的“兴”，则指上下文在修辞上的一种关系，所以标“兴”于各章章末。

 我们再看《毛传》与《诗集传》在“兴”的具体用法上的区别。《毛传》标“兴”，有时不加任何解说，有时则对“兴”义加以申说。如《关雎》篇，《毛传》在“兴也”之后，有这样一节：“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这是单就此二句取义，认为“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是写“关雎”，实际上是喻“后妃之德”。因为在“挚而有别”这一点有相似性，所以《毛传》可以用“关雎”之性来比附“后妃”之德。凡是《毛传》“兴”的取义，无不基于这种对“本体”（若“关雎”）和“兴体”（若“后妃”）之间的相似性的认定。而这种相似性的认定，又往往要落实倒道德或政治的比附上。《诗集传》三章章末皆标“兴”，于首章章末亦有一节解说，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彼关关然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乃是从句群之间的关系着眼，“兴”指的是“他物”（上个句群）与“所咏之辞”（下个句群）之间“先言”与“引起”的关系。朱熹所理解的“兴”实不能脱离这种关系而存在。《诗集传》于《大雅·桑柔》篇第十二章章末标“兴”，并云：“大风之行有隧，盖多出于空谷之中；以兴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象这样明确地指出以上文兴下文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召南·野有死麕》篇，《诗集传》于其第二章章末云：“兴也……上三句兴下一句也。”同是一个“兴”字，对于《毛传》来说，“本体”一定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兴体”则是“本体”隐含的某种类比性喻义，而决不是经文中的另一个句群。对于《诗集传》来说，“本体”和“兴体”一定都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而且通常是同一章中的上下文。（其实，对《诗集传》来说，称之为“本句”和“兴句”更加合适。）

 如果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则更加清楚。毛传的兴是：A喻A`（A是文本的一个句群，A`不是文本的句群），朱熹的兴是：先言A，以引起B（A和B都是文本的一个句群，二者之间未必有比喻关联）。

 朱熹为了破汉学的兴比附穿凿，强调兴没有比喻关联的一面。但实际上诗经的兴多数还是有比喻关联的。比兴比兴，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含比的。教材里强调比兴的象征联想和意境烘托，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这一篇的比兴，陈子展考证关雎是猛禽（鱼鹰），象征着权力。他有一条很有利的证据：《左传》昭十七年，郯子云少皡氏以鸟名官，雎鸠氏，司马也。司马是军事长官，以威猛的雎鸠为象征，很有道理。关于雎鸠到底是何鸟？里来聚讼纷纭，我个人倾向于陈子展这一派的结论。前人考订雎鸠，有不少附会之处。比如受毛传的“挚而有别”影响，有人便说发现某种鸟的鸟巢是二居室的，雄鸟和雌鸟各住一个卧室。这样的考订违背科学常识，只能是一种闹剧。陈子展的考据则很有功底，也有文献根据。他企图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要理解诗经在何种角度取兴，对于诗经的用来起兴的物的特性，要有清醒认识。这样的态度，教给我们为学的方法。但诗经取兴的方式很复杂，未必就是以此为兴，也应该考虑到。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召南·鹊巢》，某学者因为鸠占鹊巢的俗语，便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讲成一个女子被别的女子抢去了丈夫，《鹊巢》被他理解成一篇弃妇诗。我们仔细读这篇作品，便会觉得他很荒谬。再如《豳风·狼跋》，有学者说是一篇讽刺诗，用狼来象征统治者的凶残，跋胡是讽刺其滑稽搞笑。我们仔细读这篇作品，便可知道同样是荒谬。其实，《鹊巢》只是兴男子有好房子，女子来同住。《狼跋》则是比喻威仪。诗经的取兴角度，有时候不是可以想当然的。我们需要关照当时的语境，更需要在整个作品的语义场里来理解它们。

 关于《关雎》，我就讲这些了。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也就两点：一是还原到诗经作品的时代，二是以诗解诗。还原到诗经作品的时代，是强调要重视当时的民俗背景，尤其是仪式性的。以诗解诗，一是要注重整篇诗的语义场，二是可以用诗经作品互解。希望大家在研读诗经的时候，多多使用这两个方法。头一个方法是很理想的，但目前相关学科的知识条件还不够有力地支撑。这是由中国考古学的落后造成。中国考古学，基本停留在器物学的阶段，根本还不具备人类学考古的理论素养，所以没有学者能为构拟还原上古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一百年来，学者们陶醉于二重证据法，我觉得他们太自大了。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王国维辈的专利，宋人老早就使用了这个方法。在理论意义上谈不上任何创新。前辈学者中，大约只有张光直在构拟还原上古中国人社会生活状态上有所贡献。他的《中国青铜时代》等几本书（三联版），建议大家好好读。大家将来做学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