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和淡泊一唱三叹——谈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言此意彼”的手法

作者：肖旭
苏辙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洵的儿子、苏轼的弟弟，父子三人在当时都以文章著名，文学史上并称“三苏” ，又同名为“唐宋八大家” 。

苏辙的散文有自己的风格，他哥哥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评价说：“冲和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他是说苏辙散文，感情平和，文笔挥洒，行文委婉，迭宕起伏。苏辙的文集《栾城集》中的《六国论》、《上枢密韩太尉书》、《黄洲快哉亭记》等，都是很能体现他散文风格的名篇。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辙十八岁，与兄苏轼，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之下，离开家乡四川眉洲眉山，进京应试。苏洵的好友张方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当朝大臣韩琦、欧阳修写了推荐信。苏氏父子三人一路经过了咸阳、长安、洛阳等这些秦汉时期的故都，又亲眼观赏了终南山、嵩山、华山这些天下名山，目睹了奔腾的黄河激流，他们大开了眼界，感受到了祖国天地的广阔，历史的悠久。这次东行历时了两个多月。后来到了北宋当时都城汴京（今开封），又被京城的繁华壮丽所深深吸引住了。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主考官是礼部司郎、兼翰林学士的大文豪欧阳修。宋代的进士考试，要经举人考试、礼部考试、礼部复试和皇帝御试等多次筛选。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了礼部考试及复试，而且名列前茅。三月宋仁宗殿试，兄弟二人同登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辙才19岁，正值少年得志，喜气洋洋。苏氏父子三人受到当朝大臣韩琦、欧阳修的推重。而三人文章也在京师得以盛传，名动一时。这正像苏轼后来在一首【沁园春】里所回忆的那样：“那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里“长安”借指汴京。“二陆”晋代陆机、陆云兄弟。这兄弟二人当年同到洛阳，文才倾动一时，当时人称“二陆”。的确，苏轼兄弟二人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熟读经、史，纵论古今，文如泉涌，胸怀壮志，他们想为国建功立业。而在锋芒初露之际，对自己的才华是多么自负，对将来前途多么乐观。

这篇《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是苏辙中了进士之后，去求见大臣韩琦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信。作者上书的对象是韩琦。韩琦当时是宋的名臣，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做官，“三朝元老”。宋史称韩琦是“早有盛名，识量英伟。”在内政方面韩琦支持改革家范仲淹，积极推行政治革新；在对外方面，他又和范仲淹一起带兵抵御了西夏的入侵。可以说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受到世人的推重。欧阳修也是韩琦的追随者之一，称赞韩琦是“出入将相，勤劳王家……临大事，决大议，垂神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意思是说：韩琦文为相，武为将，为王家效劳。面临大事，肯于决断……而仪表端庄，不动声色，使得天下安定的如泰山一样的稳固，真正是国家栋梁啊！宋仁宗嘉祐元年，韩琦官拜枢密史，掌管全国的军权，所以苏辙在这封信里，称他为枢密。其实太尉即枢密。秦汉时的太尉职称与宋代的枢密相似。这里苏辙用古称“太尉”称呼韩琦，无非是表达对韩琦的一种崇敬之情。“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属于所谓“告语”中的下告上的一类。一般是臣子给帝王上书，像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因为韩琦是朝庭的辅佐大臣，地位显赫，位高势大，而苏辙当时仅是个19岁的青年书生，所以也把自己写的信称之为“书”。“上”，呈上，呈给的意思。

文章的第一段，大意是提出了“养气与作文”的关系这样一个观点，并且以孟子、司马迁作为内心修养和外在阅历的例证。第二段，大意是叙述自己通过周览和交游两条途径来养其气，可惜的是没有见到太尉。第三段的大意是从“志其大” 的假设，落实到求见太尉的宗旨。最后一段是求见太尉的结束语。

这是一封求见的书信，本义意在谒见。为何不迳直提出，却要从大谈“为文” 的见解入手？

这叫“言此意彼”的手法。“养气”除读书外，当寻访“天下奇闻壮观”；而得见太尉“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这样求见韩太尉之意就自然地表露出来了。

这种信由于它的功利主义目的，往往会写的干瘪、空泛、甚至庸俗不堪。但韩琦不是一般的以权势自重的人、权贵显要。苏辙也并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平庸之辈。在两个通达事理、识见高超人之间进行交流，实在容不得庸俗、阿谀奉承的，所以这封信要（一）达到求见太尉的目的；（二）表现出自己的不同流俗，从而引起韩琦的重视。但又不能写得非常狂傲，以免引起韩琦的反感。这样，这封信在立论、布局方面就需下一番功夫，苦心经营。作者找到了一个求见太尉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从写文章谈体会说起，从而涉及了作文与养气的关系，养气与阅历的关系，阅历与求见太尉的关系。这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就像抽丝剥茧，最终达到求见的目的。由于作者是从作文这一特殊角度来立论，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因此这书信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它本来求见的目的，而成为一篇很有价值的文学论文。

首先，看这篇散文在谋篇布局方面有哪些特色？

其一，是由虚而实，步步推进，层层深入。

《上书》的宗旨是求见太尉，那怎样来表达这一宗旨呢？《古文观止》的编者认为，作者是采取了“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的写法。“注意”就是本文宗旨之所在，这文中所追求的实在目标，就是求见太尉。“立言”就是文章开始提出的养气、作文观点。这是一种“虚”的议论。这里存在着一实一虚的问题。文章不从实处落笔，不从求见太尉入手，而是从虚处发端，即文章第一段首先提出的养气观点，然后再从养气的两个途径：内心修养和外在阅历进行论证。关于内心修养，举了孟子的例子；关于外在阅历举了司马迁的例子。

课文第二段就着重从外在阅历方面来阐述自己的经历，如见终南、嵩、华等高山，见“大且深”之黄河，见议论宏辩、容貌秀伟的文坛宗师欧阳公，逼出来未见“才貌冠天下”的韩太尉之遗憾。这又使第一段的议论（虚）逐渐过渡到实——求见；由一般议论转到有所专指。作者从名山说到大川；又从大川说到京师；又从京师说到欧阳修。这样一一陪衬，层层深入铺垫，由物及人，最终到了第三段，文章之意真正落到了实处，提出求见太尉的具体要求。

纵观全文，作者从增广阅历，养气入手，叙述现状，表示愿望，提出要求。文章结构显然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入的。《古文观止》的编者说的好，“他讲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理，以激发其志气，却从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是说他的宗旨只是为求见太尉，从而使天下之大观真正完备，从而激起自己宏大的志向。但他却写求见太尉之前，见到了欧阳修，从而引起求见太尉；而写求见欧阳修之前，又写他见到了名山、大川、京华、人物，从而再引起能见到欧阳公。写见到名山大川之前，又写作文养气，从而引起后面历见名山大川。这就是说前面一层的意思，都是为后面一层作铺垫；而后面一层意思，又是由前一层意思引发出来的。这样，文意一层一层的相扣，一层一层的展开，一层一层的深入，就使文章的宗旨逐步醒豁起来，到最后进入高潮。所以说该文在结构上是由虚而实，步步推进，层层深入的。

其二，顿挫迭宕，一波三折。

像苏辙自己所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他拿自己的文章与哥哥苏轼相比，苏子瞻的文章奇特，而自己的文章不过平稳罢了。苏轼的散文以奇特著称，而苏辙的散文以稳健见长。“稳”，即冲和、淡泊。但平稳决不是平铺直叙。《上书》这篇文章就是在平稳中有波折，淡泊中见深邃。

先来看这篇文章在承接、转折的地方，以突接、暗接为多。课文第一段论说“养气”，第二段怎样承接？开头写“辙生十有九年矣。”离开了第一段的意思，宕开一笔，承接的非常突然。意思好像与上面无关，但读到后面，“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我们才明白，这部分是谈自己的阅历，与第一段说司马迁“周游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原来有着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再看第三段开头，“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好像又在另辟蹊径，重新开头，转而谈另一个问题。但当我们读下去，读到“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这句时，才知作者所说的“志其大”与第二段里的“以知天地之广大”是一脉相承的。到第四段说自己“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这也无非从反面表明“志其大”的一种胸襟、抱负而已。与“志其大”联系，还是一种暗转形式，作了暗转处理。所以我们在看这篇文章在承接和暗转的地方，往往是突进和暗转的关系。这样就使文章呈现出跌宕、挫折的风格。
其次还可看到行文往往多从正面来论述，用的是一种顺笔，但有时又从反面来反激一句，如第一段中，孟子、司马迁的例子，是在正面说明观点之后，写了一个反问句“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第三段也是从反面提出问题，“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且多而何为？”这样顺笔与逆笔相间、相济，就使行文有了起伏变化，也造成了文势的顿挫、跌宕。

再次在行文中还能看到有纵有收。“纵”，放开。如第二段写“奇闻壮观”“过秦汉之故都……而后之文章聚乎此也。”这段写的铺张、浩瀚，尽情挥洒，这是放开。而当收缩的时候，作者怎样写？如第三段中“辙之来，于山见……于人见欧阳公”三句，一起收卷，犹势如破竹。落到最后一句“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就像悬崖崩石，骤然发作，非常有力。因此刘西载在《艺概》里称苏辙文章“一波三折”，很有道理。

其次，讨论一下作为苏辙的文学观的重要组成方面——“养气说”，应当怎样认识？

在我国古代是把修养与养气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他们在论及写作修养时，提出了“养气说”，即“文”与“气”的关系说。“气”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构成世界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在人身上的“气”，则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源泉。用今人观点看，它可视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可以视为知识、水平的多少、高低。

“养气”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内心修养(内养)，二是外在阅历(外济)；内养在读书，外济在远游，即古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读破万卷书，行走万里路”。

先哲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傲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他善于修养自己的广大之气。集义养气是孟子的本领。孟子所谓气，既指体气，也指气势、正义感。他接着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说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即儒家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是“配义与道”而获得的“浩然之气”。“气”是由道德修养积累而产生的。他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是充斥天地之间的。他的“知言养气”说，强调了“养气”才能“知言”，言辞完全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不过孟子的这些观点多是从思想修养方面来谈的，还没有涉及到文章写作问题。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最早把“气”与写作联系起来，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而致。”这里的“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清浊有体”是指气有阳刚、阴柔之分。由于有阴阳之别故形成个性气质的不同。曹丕在当时虽看到了文与气的关系，但他却把“气”看成是先天就有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这与后天养气是相背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设专章论述“养气”问题，并把“养气”概念作为理论问题专门探讨。他强调“素气资养”，强调“养气”对艺术构思的重要作用，心和气畅才能使文思开通。“意得则由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是说等文思酝酿成熟之后再动笔。写不出时不要强行写，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体性》篇还指出：“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是说文章就是人的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气质总是具有个性特征的，和作家的身世遭遇、学识、品德分不开。这些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到了唐代韩愈，他在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气盛”“文宜”的观点。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者皆宜”，“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韩愈这里所说的“气”，就不单指人的精神气质，而是指构成文章内在的一种气势；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由于文章的气势充沛，即“气盛”就可调节文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变化。到宋代苏辙，他针对曹丕气“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尉书》)苏辙明确指出了文章是由“气”形成的，强调了写作者的外在阅历，强调了“养气”对写作的作用。这种重视后天学习、修养的观点，把写作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说这是苏辙在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养气说”不仅指出了养气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修养来取得的；写文章不是单纯靠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章是作者气质所表现的形式。我们从古人“养气说”可知，不论是思想修养也好，精神气质也好，还是文章的内在气势也好，都涉及到了作为一名作家、写作者的修养问题。

我们知道，作者的为人与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相关的。一篇文章的独特意境往往存在于人的独特风格之中，而风格的独特，就是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审美方法)。它与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是相联系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迎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马氏在这里指出屈原作品之“文”“辞”特征，都是由屈原个人的“志”“行”所决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稚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ｓｈｕ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刘勰对这十二位作家的艺术风格作了分析，他们之所以不同，都是来自其创作个性的。我国清代

性灵派代表袁枚说：“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艮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随园诗话》)古今中外文人所论述的创作中要有“自我”问题，就是要有创作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须知，个性风格是来自个人修养、个性修养的。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那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不仅如此，丰富的生活阅历，往往会促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和生活激情，并通过陶冶性情，来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一些杰出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经历、修养对作学问、搞创作的作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从二十五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漫游了大半个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从二十岁起，就开始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他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充实了生活，扩充了眼界。丰富生活阅历，从外在“养气”，这也是写作成功之妙绝。

“古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清代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书》)读书深，才能养气足；多读书，才能养其气，这是讲的内心修养。“内有养而外有济”。(郑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内与外结合起来，思想修养，艺术涵养和生活阅历、宽广的知识面结合起来，再加上一定的写作技巧，由于“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气”养足了，虽不是有意去作文章，那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