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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书作文法札记

林承雄

一、

“凡人多望子孙为达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谕纪鸿(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这句论的是阅读价值观的问题。

曾氏治家常常是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两中认识论相济。他对旁人称自己孩子“举止大方”,则稍感宽慰。这与他对读书目的性的认识有关,读书旨在明理,而非为入仕。他要求子女“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这是以君子之风来约束他们。这种读书价值观是合乎人性的健康和谐发展的需求的。若读书只为应试,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只为日后找一个体面的能赚大钱的工作,如此急功近利的观念的浸淫之下,读书就异化了,就看不到“立人”的因子了。

二、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这句论的是阅读方法的问题。

通观曾氏家书,以自身阅读写作经验作现身说法式的教导,是曾氏家教的艺术。这里指出读书方法要做到“看、读、写、作”,要求每日四者不可缺一;以现代语文教育观视之,是在强调语文学习要重实践,要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提高素养。在他看来。四书、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王,需用“读” 法,即高声朗诵,密咏恬吟,读书强调要“在家慎守”;而《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等要用“看”法,可攻城掠地,开拓土宇。前者要“无忘所能”,后者要“日知所亡”。按现代语文教育观,前者可否譬之以精读,后者是否譬之以“略读”,二者不可偏废。

(一至二则 记于20130102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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