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他退隐的动机，身处“大伪斯兴”的时代，虽无力移风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丧失掉，这就是他弃官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奉劝诸位好友，“从我颍水滨”，随我像许由一样隐居颍水之滨。身处如此时代，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即“桃花源”似的社会。王弼认为上德社会是从宇宙本体“无”中生出的混沌状态。这样的社会一切都处于“朴”、“真”之中，也就是在纯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来，陶渊明认为，上古之时人民最淳朴、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他（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陶渊明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有其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退隐中，能忍受饥寒劳苦，总不改其初衷。“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他忧惧的不是饥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胜?如果“道”取胜，则笑逐颜开。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隐居已非个人行为，实际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不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陶渊明退隐躬耕劳动，认为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躬耕劳动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渊明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白况，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迟学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对“樊笼”与“自然”两种环境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误落尘网中”的诗人，“但畏人我欺”（《拟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则是“闻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与“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欺诈与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一切归于自然。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这种山中农民的淡泊淳朴，恰与诗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这种纯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晓音先生说：“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四、对“诗言志”的反叛——陶渊明的创作态度
陶渊明改变功利的创作观念，一变而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这便是“通悦”。“通悦”，在内容上表现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想怎样说便怎样说”。建安文学“通悦”的实质是摆脱旧传统、旧教条的束缚，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诗而言，“通悦”的核心是把诗歌从儒家的“诗言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发感情即“缘情”的工具。很明显，陶渊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受“通悦”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的这种创作态度是以他的人生态度为根底的。他只是享受生生之趣，追求精神自适自娱，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审美的人生境界。陈顺智说：“审美人生观则以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于平凡事件和行动过程之中，只要能实现其心胸解放、精神自适即可，所以并不追逐目的，只是注重过程、事件是否合乎其审美的、悦性娱情的原则，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称心’，‘称心固为好’，用嵇康的话说就是‘足意’、‘称情’……就是要‘抱朴守真’、‘抱朴守静’。”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在该文“赞”中说：“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在《饮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相应，陶渊明对文学也持一种欣赏态度。《移居二首》（其一）是表现这种态度的典型：很高兴与“素人”为邻，与他们相处，最主要的是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即以一种审美态度来探讨“疑义”，绝非烦琐考论，仅此而已。他还将“言意之辨”用于文学欣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读书只在领会要旨，不必拘泥于文句，不必拘泥于形象。陶渊明读书不愿作理性思考，却是一种玄学似的以意会之，得意忘言，这无疑是最符合文学作品的欣赏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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