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曾尚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天理与人欲关系、生命的升华与超越的困境与以“造物主的良民” [1]为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的生命之路来说明孙悟空的形象的悲剧性特征,并试图从这种悲剧性中追寻人类生存与超越的启示。
【注:本文指导教师:胡菡】
【关键词】 天理 人欲 升华 造物主的良民 孙悟空
综合反映明代社会许多方面的名著《西游记》,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显示其超越时空的重要价值。而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他们的形象背后却有着更为精彩的精神价值,本文就着重分析孙悟空的悲剧性。
孙悟空形象不仅本身有着许多十分灿烂的地方,而且其背后也有着无穷的精神意蕴,即他是心的象征等等,通过他来宣扬当时流行的心学。
至于他的形象上的特点,李安纲总结得好:
“他火眼金睛,善识妖魔;本领高强,无往不胜;忠心耿耿,匡正伏恶;疾恶如仇,却又幽默诙谐;高尚无私,却又潇洒老到;历经险恶,而赤子之心不变。从特殊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象征着人类征服自我、得大自在的崇高理想;从普通意义上说,他正是你我众生的良心的化身,也因此使我们感到亲切,有时甚至就同我们合而为一。” [2]
无论是谁的概括,很明显的是孙悟空身上始终高扬着一种极其强烈的正面价值和精神,但是这种价值与精神背后还蕴藏着极其复杂的悲剧性,即他的最初的所有理想在后来都被自己所改变,这些不仅仅与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有关,而且还与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体系有关,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揭示之。
一 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与融合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著名言论,他的“天理”包含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即指自然之理、万物常理、事物本来规律以及人的伦理、道理、情理等。朱熹虽然极其强调二者的对立,但也认为合乎生命本意的“人欲”就在“天理”之内,他说:“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饮食,皆太极阴阳之理也。”[3]“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4]
“朱子以为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太极即众理之全体,故吾人之心,亦‘具众理而应万事’。故即物穷理,亦即穷吾心中之理,穷吾性中之理耳。故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实未确当。”[5]冯友兰如此道。
虽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都试图对人性发展进行道德规范,也试图解除这种规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其学说的修养基点对人个体个性的抹杀已经十分严重了,而后代的学者就得解脱这种压迫,于是以陆九渊为开端、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就应运而生了。
陆九渊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心即理也。”[6]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7]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一方面,阐释了主体精神与客体规律的同一,而把“心”与“理”真正地统一起来,这就解除了“天理”对人性的非分要求;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强调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就造成了一个事实:“理”可以通过“心”来阐释、解构并重建。王阳明又进行了另一番发展,其后学弟子将其学说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8]
作为宣扬心学的形象,孙悟空身上正体现了“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也体现心学所做的缓和二者冲突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却正呈现了一种生命高扬格调背后的挣扎与无奈。
孙悟空是“心”的象征,“心”是“人欲”的载体,但是他身上所体现的人欲并没有多少饮食、女色之类的欲望,很明显的是他的追求是更高一级的,这表现在他最初学艺的目的是“长生之妙道”,而师父传给他什么了呢?
菩提祖师告诉他一个重要的秘诀,随后又传授了七十二般变化与筋斗云,那么孙悟空到底有多么厉害呢,七十二般变化与筋斗云的神奇力量可以说就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局限的想象想象,而秘诀中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功完随作佛和仙”[9],这些其实都是在说人人皆可为圣贤了,个体精神可以与万物沟通、同一。
孙悟空是一个觉悟者。每一个生命体几乎都受两种力量的控制,即自然而然的、非主观的力量和主观的自控性与他控性,而学艺成功后的孙悟空首先感觉到的是巨大的喜悦——因为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自由感——自控性与他控性,此时他要凭借着个人的强大力量对抗一切压迫与束缚,甚至要打破既定的玉皇大帝的统治秩序,他说“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10]从大闹天宫以及个人斗争的失败,其实也在暗含一个问题:他可能并不具有打破一切秩序的资格与合理性。
但在西天取经前,孙悟空满足了一种非同一般、人类只可想象的欲望:超越空间与物我之限,生命永恒不逝。这些欲望对于人类来说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但也是不可能的,而作者却给我们了一个假设,孙悟空实现了人类的梦想,那么人类会满足吗?不会,人类的欲望还会向更高的方向延伸,玉皇大帝的统治权利似乎也就是这个更高的方向的象征,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无限延伸的人类欲望势必会受到某些不可抗衡的东西的阻挡,这种不可抗衡的东西就是“天理”的象征,在作品中的集中象征就是玉皇大帝的统治秩序,那么这种不可抗衡的东西在孙悟空身上有什么体现呢?在他本身来说,他的初衷可能就是一个错误,而且他本身的本领还不够去冲破世界与生命之限,对世界整体来说,个体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受到外界的牵制,而他的动作越大,其牵制力量也可能会越大,所以他就面临着一个生命追求的悖论,这就是“人欲”与“天理”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天理”不仅存在于生命的外在世界,而且也在生命本身上显示出有强大的力量,既然“人欲”与“天理”不过是一体之两面,它们也注定会遭遇,那么作为具有强大自控性与他控性的人个体,就应该认识到了,“人欲”本身似乎就存在着某种悖论,而“天理”似乎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人类一旦把它认定成了不变的法则就可能会重新对人自身造成新的束缚,既然如此,何不将二者融合,把个体精神升华、世界主观化呢?
从孙悟空的经历中也的确看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学艺的内容也就说明了他与象征客观精神的佛道在最初就站在一道上了,但是也正是学艺所发展的强烈的个体精神与能力,使他要并且能够大闹天宫、甚至和整个仙佛体系对抗,虽然他的对抗过程十分壮观,但其结局却失败了,在五指山下、取经途中,他不断反思,也不断向佛法靠拢,最终皈依佛法,这么一个过程,是孙悟空的成长历程,其中蕴涵了对人欲的提纯与净化,对天理的改良与人性化。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完成了作者放心、定心、修心的隐喻,但对于孙悟空自己而言,却是一种无情的压制与改变,通过无法抗拒的外界力量使其最初的意志与强力精神化为折断的宝剑,进而体现了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传统处世哲学,这与孙悟空的英雄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使他在取经的途中倍感心酸与痛苦,一方面从情感上得受控于菩萨的救赎——去降妖除魔、保护取经人,另一方面还得受制于唐僧的迂腐、是非不分等弱点。
所以,在作品中,虽然以孙悟空的生命张扬与转变体现了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与融合,但这是以人物形象孙悟空的残酷命运为代价的,其悲剧就在于主人公最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二 升华的悲剧
孙悟空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追求生命新境界的人,也就是说他的一切行为与经历都表明他渴望体验生命升华的成功,但是人生的每一次前进、升华都会面临空前的挑战与灾难,而这种挑战与灾难就是构成了他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悟空“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 [11]其智慧自然高出一般,而后来的一系列行为与创意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出生后,天天在花果山上过着和其他猴子一样的快活又普通的生活,“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12]。但是随后他发现了水帘洞,并由此开启了自己与猴类的新生活,他替众猴谋福,称为美猴王。
但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说他称王是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或超越,那么接下来的学道则是他在思想上的新超越。“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 [13]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今日虽不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驻天人之内?”[14]原来他已经感觉到了生命存在的局限了,那该怎么办呢?他听说“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 [15]于是他要飘洋过海去拜师学艺了。在此时,为了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他的付出已经远远超过了群猴了。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菩提祖师的传授,学习了长生之妙道,能够“功完随作佛与仙”,然而更为恐怖的灾难又开始萌芽了。
“祖师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虽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做鸹风。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过。’”[16]
这种灾难就是与他追求的长生之妙道相伴随的。随后师父有传授了躲灾的方法,即七十二般变化与筋斗云,但是师父上面的话却似乎像预言一样,在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
灾难永远在继续着,只是当事人并不能够完全知道,学艺有成后的孙悟空自然有恃无恐了,何况又得到了那象征着自由意志与力量的如意金箍棒,更是如虎添翼了。
到此时他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三重超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三重超越其实也就是孙悟空在追求并实践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人的升华——全面发展要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发展所造成的冲突与新的生存局限。
那么就来看看他的发展所面临的冲突与局限吧,在他出生到学艺成功这一段时间里,所有的显性的冲突几乎都被化解,而学艺成功之后,离开了师父,一切都得靠他自己了,由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他得罪了阎王与龙王,并由此得罪了整个天庭而开始了大闹天宫,如果说这又是他新的政治行为,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完备的政治纲领,只是说着“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这只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体现,但“孙悟空的英雄主义则是超越的,超越世俗,超越大众,超越常态。而真正的自由是与世俗、大众、常态互相对立的。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曾经这样论述自由:‘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世俗、大众、常态总是和代表‘意义’的权威力量站在同一条战线,而代表‘自由’的精英则总是处于孤立地位。这又是一种悖论。”[17]
由此可以说,孙悟空的升华其实就是其英雄主义的形成与实践,也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英雄主义,才使他那本来就充满危险的升华之路更为复杂。
如果说,把孙悟空取经看成他修心的的历程,是渐渐成长的标志,也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理性升华,那么,他仍然面临着许多的人际冲突与生存困境。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比起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来,本事大为不济。” [18]这是为什么呢?
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里,孙悟空最终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有诗说他,“当年卵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 [19]实际上到此时,孙悟空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他将进入新的人生境界——取经修心,但是新的困境开开始了。
一方面,他的本事不如以前了。
“这种悖论就是生命的自由欲望和生命的意义寻求从根本上是有矛盾的。未皈依佛门以前的齐天大圣,其生命欲望没有任何羁绊与束缚,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生命野性的任意抒发。这种生命力量的发泄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是危险的,无道德的,但也是最壮观的,自由的美丽挥洒得淋漓尽致,生命的辉煌展示得一览无余。孙悟空造反的前几回之所以成为全书最吸引人的部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20] P236
“经过转型的取经僧孙行者获得了“意义”,却同时削弱了生命的原创力。因为此时的生命力不再具有野性和自由,而只能在“意义”的规范下活动了,因此,孙悟空的本领大不如前。” [21]
另一方面,孙悟空还要受新的制约——“紧箍咒”,紧箍咒使他再也不敢任性妄为了,不得不皈依佛门,不得不听从唐僧。
“人的自由之所以存在悖论,因为人生在世,不可能脱离与别人的关系,也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人只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就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自由的悖论也就发生了。” [22]
“孙悟空是一个自由的骄子,但是在师徒构成的小社会中,他的自由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与社会发生了摩擦。” [23]
“最根本的摩擦是在孙悟空与唐僧之间。……这师徒二人的摩擦象征着‘自由’与‘意义’的矛盾,唐僧代表着取经的‘意义’——‘为善’,孙悟空则是自由的隐喻。” [24]
由此可知,在取经途中,孙悟空最初的自由追求与生命张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自觉地化为理性成长的弃妇,于是“自由也就只能存在于结构之内——结构原是神魔一体的。……只有当他们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自由限制在结构之内,皈依正统,他们才被认可,才被允许存在,才获得了所谓意义。‘为善’意义与既成的结构互为表里,这就导致了自由永恒的悲剧性。” [25]
从孙悟空出生、学艺、大闹天宫、取经到成斗战胜佛,这可以看成是他追求生命升华与境界的历程,而其悲剧性就在于,他的升华与发展面临着两重困境:发展本身的阻力与发展与周围世界的冲突。而这两重困境正使象征着“自由”、隐喻着“心”的孙悟空不得不放弃最终的梦想,与强力、权威达成一种幽默而无奈的合约——有限的自由。
三 向造物主的良民转变
鲁迅在文《淡淡的血痕——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中提出了“造物主的良民”的概念。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26]
鲁迅所指的造物主的良民应该是那些面对落后、腐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既有秩序而默默忍受、适应了的人群,他们也是一切旧社会、旧制度的中坚力量与坚定追随者,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27]
而这些猛士们就不同了,他们能够察觉一切统治与陈规的欺骗手段,也敢于反抗一切妨碍其生存价值的事物,甚至能够为此付出生命。在取经以前,孙悟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猛士”,他发现水帘洞从而打破了群猴无家可居的局面;他学习长生之道从而打破了猴类短暂的生命历程;他大闹天宫从而打破了玉皇大帝的至高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造物主的良民,玉帝拿他没有办法,不得不向观音菩萨求助:
“妖猴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当有龙王、阎王启奏。朕欲擒拿,是长庚星启奏道:‘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贤,宣他上界,封为御马监弼马温官。那厮嫌恶官小,反了天宫。即差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诏抚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有官无禄。他因没事干管理,东游西荡。朕又恐别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又不遵法律,将老树大桃,尽行偷吃。及至设会,他乃无禄人员,不曾请他,他就设计赚哄赤脚大仙,却自变他相貌入会,将仙肴仙酒尽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与本山众猴享乐。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28]
从某种意义上来,玉帝所代表的天庭与如来所代表的佛道就是造物主力量的代表或展现,孙悟空产生于天地间的仙石,学道于菩提祖师,也造物主的孩子,但又具有极强的自我原创性与自我意识。他应该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继续投身到造物主的怀抱,感恩于造物主的有限赏赐,并且自我陶醉地度过其生命历程,成为造物主的良民;其二,离弃造物主,打破一切既有秩序,可能会有新的发展与境界或成为新世界的代言人,但这将得不到造物主的恩赐与照顾,甚至会遭到各方的攻击与孤立。
当孙悟空从天地的怀抱里独立后,他并没有投身到造物主的怀抱,而是离弃了造物主,与玉帝争位、与佛祖相抗,可以说,这一阶段奠定了他的辉煌人生与灿烂形象,实际上,他没有一直走下去,他也没有能力一直就这样走下去,自从五指山遭难、被戴上“金箍”,就重新投身到造物主的怀抱,不仅帮助造物主的代表完成使命,而且自己也以身心境界与造物主合一,最终成为斗战胜佛。
其实孙悟空最终回归到造物主的怀抱并非偶然,从他学艺之时,就已经可以看见端倪了,向菩提祖师学习长生之妙道正是“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29],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妖魔了。
西行取经行动是佛祖教化众生的重要举措,也正是造物主关怀生命的体现,仅从章回题目中就可以见出孙悟空在该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如“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姹女求阳,元神护道”、“ 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30]等等,“心猿”、“元神”都是隐喻孙悟空,这表明孙悟空已经成为取经人所隐喻的体系中了。而在取经途中,他的言行更具有造物主意识了,甚至连意志坚定的唐僧也不得不学习了,如:
行者闻言,近前答曰:“师父啊,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月至三十日,阳魂之金散尽,阴魄之水盈轮,故纯黑而无光,乃曰晦。此时与日相交,在晦朔两日之间,感阳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阳现,初八日二阳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阳备足,是以团圆,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阴生,二十二日二阴生,此时魂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阴备足,亦当晦。此乃先天采炼之意。我等若能温养二八,九九成功,那时节,见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诗曰: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采得归来炉里炼,志心功果即西天。
那长老听说,一时解悟,明彻真言,满心欢喜,称谢了悟空。[31]
这一段精彩的论辩正是说明了他们取经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要见佛,还有一层含义,即内丹修炼的目标,显然孙悟空更是精通于此,这说明孙悟空已经在思想上与代表造物主的佛祖站在一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成了造物主的良民。其实,向造物主的良民的转变就是《西游记》的一条线索,贯穿始终。
事实上,这一转变路途充满了挣扎与痛苦,从开始说起,如果不是孙悟空天生灵通,发奋学习本领,那么玉帝也不会耍权谋去笼络、控制他;如果不是他本领高强,恐怕观世音菩萨不会让他去保护取经人。他的超强本领应该说不是造物主的本意的,造物主对猴类的恩赐只是短暂的寿命、受他人控制的命运、最后默默地离开世间,这种无声的生命历程就是“造物主的良民”所为的,而悲剧性在于,无论他怎么超越始终都得停留在一个造物主所精心营造的结构之内,无论他怎么斗争、超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造物主的怀抱,与权威力量同一或成为权威力量的部分。
这种悲剧命运其实也就是许多人要走的,他拼命地成长、追逐世界、获得话语权,但最后还是得回归最初,还是曾经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里的那些事,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最终的结局就是生命的终结——躺在造物主的怀抱里——安静的良民。但是这又是势在必行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唯一的选择就是超越自己、亮出最闪光的自己,从而获得与造物主抗争与言说的权利,而最终获得新的身份的认可,成为“造物主的良民”,而通观整个生命历程,这又是永无止境的循环。这就是孙悟空悲剧的普遍意义。
四 总论
孙悟空的形象与意义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阐释,而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孙悟空的形象特征——悲剧性,这种分析是以文本、作者所处的时代思想、当今学者的成果三个方面为基点的,这种悲剧性具有宗教、哲学上的意义,也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的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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