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作者：陈健梅、伍野春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千五百余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进行了研究和批评，近20年来，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本文拟从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关于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与批评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

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 三国志”条引）。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续后汉书　自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裴松之评传》（伍野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对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裴注史料的征引依然存在两种批评意见。王廷洽认为注文的价值远不及正文（《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张孟伦认为，裴松之“屡引神奇鬼异之书，以言怪诞不经之事，是迎合统治者的意旨”（《裴松之〈三国志注〉》，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3年）。李晓明认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倾向导致“疾虚妄”的直书精神不彻底；反对神仙之学和神秘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妥协和自蹈覆辙；违背自己行文简洁的主张导致烦琐的倾向（《裴松之史学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相反，吴伟鹏认为，“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注》的另一优长之处”（《略申〈三国志〉裴注之优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伍野春则认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说的许多内容是现实的折射反映（《裴松之评传》，第315页）。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持同样的观点：“《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异闻逸事之所以为裴松之征引，是因为这些异闻逸事后面反映了比逸闻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事实。”由此认为裴松之有着“无与伦比的独自论证史观”，这种史观“与后来修撰《晋书》时将异闻逸事收入人物传记的那种风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语”（《六朝史家与志怪小说》，载《立命馆文学》，转引自日本佐藤佑治《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另外，高凯的《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国志〉裴注说略》（《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初探》（《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布仁图的《从〈让县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李伯勋的《〈三国志〉裴注所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阮荣的《裴松之对三国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运城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刘治立的《简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均从史学角度对裴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

二、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文献学研究

1.对裴松之的生卒年、受诏注《三国志》的具体时间的确切考订。陈健梅通过对文献的校勘和分析，重新考订了裴松之的生卒年，认为裴松之生于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卒于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　（《裴松之生卒年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伍野春根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中的线索“自就撰集，已垂期月”，认为裴松之受诏注《三国志》的具体时间在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裴松之评传》第216页）。

2.《三国志》与裴注的字数统计。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裴注引书数目统计和具体研究。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裴注引书中的具体书目及其相关问题，如王炳庆的《王沈〈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泉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宋志英的《徐众〈三国评〉考辨》（《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华峤〈后汉书〉考述》（《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隐〈晋书〉初探》（《文献》2002年第3期）。此外，何亚南在《〈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至15页）中考证了裴注部分引书的编著者及其时代。

三、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史学研究

1.裴松之的注史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了裴注的六种注史方式：“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陈寅恪指出裴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1939年9月）。柳诒徵对裴注的义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读裴注，宜先注意其所未注不注之例，以见其审慎之意”，“裴氏之书，兼史注史评二者之长”（《三国志裴注义例》，载《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5年）。杨翼骧认为，裴注“除包有前人作注的内容外，又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杨耀坤认为，裴注为后世史学开辟了新路，其一就是开创了注史新体例（《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孟伦认为，裴松之的注史体例承袭于晋朝的孙盛。周一良认为，“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并对裴注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的渊源关系提出怀疑（《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伍野春认为：“裴松之开创充实史料的史注体。建立多元注释的注史例”（《裴松之评传》，第233页）。张子侠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裴注产生的学术渊源，认为“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胡宝国认为，南朝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以及魏晋时期众多史学著作的问世是裴注产生的背景，同时也不同意陈寅恪“合本子注”的观点（《〈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裴松之的历史考证学。杨翼骧和杨耀坤都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伍野春的《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是目前惟一专题探讨裴松之历史考证法地位和方法的论文。该文认为，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史考证法”。其具体考证方法如根据有关人物行年活动，年龄，职官以及社会调查所得考证史实，对无法考证的史实采取存异或注明“未详”。

3.裴松之的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学界对裴松之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目前尚无专题研究论文，只有杨翼骧、李晓明等有关论文涉及此问题。杨翼骧认为，裴松之对待史料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他将裴松之对史料的审查归纳为以下几项：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李晓明认为，裴松之在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主张：第一，注意从史源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史料，并指出史料致伪、致误的原因；第二，努力从探讨史法、史例、史体入手，评断史实真伪，记载优劣，史实高下；第三，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美德，注重史料的完备性，并注意收访的史料。

4.裴松之的史学思想。杨耀坤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史学评议的风气”。李晓明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贯穿在他以下几个方面的史学实践中：第一，坚持用历史主义态度审视历史；第二，品评历史人物能从实际出发，主张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第三，主张“近实”，反对“虚妄”，一切记载当以“有征”为准，以“理”为度。叶建华认为，裴松之史学批评的见解主要体现为“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辩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李颖科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表现为他“反对空谈浮虚，主张求实致用”，“反对暴虐无道，提倡忠孝节义”，“反对任情褒贬，力主据事直书”（《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伍野春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魏晋史学的批判中，“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裴松之批判魏晋史学的基本原则（《裴松之评传》，第271页）。崔凡芝认为，裴注具有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提示出史料致误的原因和手段（《裴注的史学意义》，《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台湾地区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以逯耀东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逯耀东于197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魏晋史学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分析》。此后，他对论文的各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陆续发表论文《裴松之与〈三国志〉研究》（《国立编译馆馆刊》1974年第3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杂传集释》（《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三国志注〉与裴松之三国志自注》（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85年），《裴松之与魏晋史学评论》（《食货月刊》1985年第3，4期），《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97年）。逯氏将上述论文汇集为《裴松之与魏晋史学变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零星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大受的《〈三国志注〉与裴松之》（《东方杂志》1976年第1期），胡楚生的《略论〈三国演义〉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关系》（《古典文学》1981年第3期），卢建荣的《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兼论尊经传统的回应》（载《中国历史论文集》，第493至51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