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

作者：姚爱斌
摘要 《文心雕龙·隐秀》篇的“隐”论是以《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为话语前提，是两者的集中与融合，这三种“隐”论都属于寓言诗学范式。“隐”与“秀”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形态，无论是“隐篇”还是“秀句”都是“意蕴”与“形象”的统一体，而不是相互依赖的两个文本要素。“秀”要求写景鲜明直接，抒情真切含蓄；以景含情，情在景中；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秀”是“感物”的升华和“意境”的经验形态。张戒“撮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将《隐秀》篇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并行的格局简化为单一的感物诗学形态，这是中国古典诗学假张戒之手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话语“置换”，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意境诗学已经完全占据了诗学中心，寓言诗学则被边缘化了。
关键词 文心雕龙；隐秀；寓言诗学；感物诗学；诗学范式转换
在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研究中，对明末以来《隐秀》篇补文与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称刘勰所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一句的真伪性的争论是一个热点。[i]比较而言，对张戒引文真伪的辨析更为关键，因为这直接左右着对《隐秀》篇原旨的理解。自黄侃和刘永济两位“龙学”前辈认定张戒引文为“真《隐秀》篇之文”[ii]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张戒引文的可靠性几乎不再存有疑义，于是张戒引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龙学”界对“隐秀”论诗学内涵的解读。但是近些年来质疑张戒引文真实性的意见不断出现，代表者前有周汝昌先生，继有陈良运先生。周汝昌先生最早在其《〈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一文中提出张戒引刘勰语只是转述大意，并非抄录原文，而且“这十二字意思与《文心》原旨不相契合”[iii]。接着又在《中国文论[艺论]三昧篇》[iv]一文中重申：“张戒所引《雕龙》之‘文例’，皆非今世严格quotation的性质，只系以意‘撮述’。此点综互检验，真相即显。是故此一‘力证’，并无分毫之真力量。”陈良运先生《勘〈文心雕龙•隐秀〉之“隐”》一文在周汝昌先生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一‘撮述’是不准确的，褊狭的，乃至可说是歪曲了刘勰已阐明的原意。”[v]周、陈二位先生的观点尽管尚未得到相关的“铁证”，却提醒研究者们不要用张戒引文遮蔽了刘勰《隐秀》篇的原始文本，不要用对张戒引文的阐释代替了对《隐秀》篇原初意旨的发掘，否则我们就真的犯了刘勰在《知音》篇所批评的“信伪迷真”（相信引文而忽略原文）的错误。周、陈二位先生的撰述主要是依据刘勰《隐秀》原文质疑张戒引文，力图将人们的眼光导向刘勰的原始文本，为探寻“隐秀”论本义清障。受周、陈二位先生的启发，本节尝试在他们提供的研究平台上再稍作前行，由《隐秀》残篇深入其隐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从宏观上探寻“隐秀”论的诗学思想渊源，清理出《文心雕龙》蕴含的诗学范式，进而揭示张戒以“撮述”代“引述”这一无意识诗学话语“置换”行为的深层机制，即是什么性质的诗学语境促成了从刘勰原文到张戒引文的“置换”。

一、“隐”义重解
《文心雕龙•隐秀》残篇保存了该篇开宗明义与卒章显志两个关键部分，对“隐”“秀”两个概念作了足够清晰的界说。[vi]因此，本文即将进行的追索“隐秀”论本义的方法是：立足于《隐秀》残篇的原始真实的文本，从残篇提示的路径进入到支撑《隐秀》篇的隐在文本中去。这些隐在文本构成了“隐秀”论产生的话语前提，它们中既有居于“五经”之列的《易》和《诗》，也有此前或当时的诗歌佳作。通过对《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的解读，“隐秀”论的原初诗学内涵会逐渐从重重话语掩埋中显露出来。
《隐秀》现存残篇不到三百字，为论析方便，不妨全部摘录：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