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新探

作者：杨　俊
【内容提要】
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意见纷殊。但不管如何，寻探的出发点应该回到文本本身。百回本文本的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透露了极大的信息。首先，从对金陵世德堂的考证可知，《西游记》最早刻本是官刻本(区别于家刻本、坊刻本)，它提示了《西游记》作者应是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着很深的关系；其次，从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察则证明，他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证据，相反恰恰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刻者世德堂、序文作者陈沅之为适应当时形势，及其追逐读者市场的一个合谋的产物。最后，对百回本《西游记》文化背景的整体分析，其条条线索都为坚持“吴承恩说”的观点提供新的证据。

【关键词】 金陵世德堂 句容茅山 “华阳洞天” 百回本《西游记》 吴承恩

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对此，学术界的争论颇大。本文认为，不管分歧多大，首先都应该回到文本，以文本为出发点，才可得出科学的结论。

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扉页上的署名是“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这证明，“金陵世德堂”、“华阳洞天主人”与百回本《西游记》有着十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目前所见最早出版的百回本《西游记》中已透露的信息有：

(一)非初刻本

扉页中题“金陵世德堂梓行”，共二十卷卷；而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这清楚地表明，这一版本是三种(至少)版本的混合体。前辈学者俞平伯、孙楷第认为“世德堂是最初刻本，乃百回本之祖”，应当说是不够恰当的。

(二)“华阳洞天主人”之谜

“华阳洞天主人”是此本的校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已难考，但“华阳洞天”则值得探究。

“华阳洞天”是金陵南面——茅山的一景。茅山是金陵洞穴，周围百五十里；“华阳洞”本是江苏金坛与句容境内的一个溶洞，风景优美，后成道教圣地，当地称“华阳洞天”，是道教的“第八洞天”。

“华阳洞天主人”是谁?

张锦池认为，茅山君是世所公认的“华阳洞天主人”，但又说：“世德堂本《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否也是道教中人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书中的反道情绪，特别是竟借猪八戒手将三清圣像扔人‘五谷轮回之所’，便是明证。”

郑振铎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

孙楷第则认为：“作序的陈沅之即世德堂主人唐氏”。

苏兴主张是李春芳，李的祖籍是句容，句容茅山有华阳洞，是道教圣地之一。李春芳之所以取号华阳洞天主人，一方面是对祖籍的怀念，更主要是显示他对道教有特殊兴趣，当然也是在仕途经济道路上不如意的心情反映。

孙国中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必是一位掌门，一代大师。刘渊然在明仁宗时被封为“长春真人”，统领天下道教。像他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之为“华阳洞天主人”。
胡义成先生则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很可能是闫希言师徒。“在万历二十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只有闫希言师徒具有这种可能性。”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以上诸说均受到学者同仁的质疑与辩驳。

(三)陈沅之序文所透露的信息

1、作者可能是王府中人。陈序云：“《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这很明确地提供了作者的范围：是朱明王朝宗室王府中人。

2、作者个性与创作风格。陈序云：“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晒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余览其意近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人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倣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涣，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

这证明，作品所显示的风格即是“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浪谑笑虐以恣肆”、“椒诡可观”、“谬悠荒唐”，作者的个性即有“傲世之意”、“委蛇以浮世”。

“金陵世德堂”与“华阳洞天主人”是探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关键环节，一向被人所忽略。

明代世德堂遗址在今江苏南京三山街及太学前，当时诸多书坊常冠以“三山街书林”、“三山书坊”字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中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诸多招牌上写的是“书铺”、“画寓”、“刻字镌碑”等字样。张秀民先生据历代藏书家书目及原书牌子，考录明代金陵书坊的名号和数量，凡得50余种。后又据新材料作考订，共举出93家金陵书坊，“多于建阳九家，更远远超过北京”。

明代金陵书坊以唐氏为最，有名号可考者多达15家，蜚声金陵城。唐氏书坊以富春堂为首，国家图书馆藏有《绣刻演剧》残本，题明金陵唐氏富春堂辑刻，而卷内除题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还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阁等名。已知除文秀堂外，其他均系唐姓书坊。目前已知南京唐姓书坊最多，文林阁主是唐锦池，集贤堂主是唐鲤跃，兴贤堂主是唐少林，广庆堂主是唐振吾，富春堂主是唐对溪，世德堂主是唐绣谷，唐晟亦称世德堂。又有唐鲤飞、唐文鉴、唐翀守、唐廷仁、唐龙泉、唐廷瑞、唐建元、唐谦、唐际云等。关于世德堂，由于两个均自称坊主，《五伦记》卷首署曰：“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其刊刻戏曲较多，有《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新刊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伍伦全备忠孝记》、《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刻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玉簪记》、《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新刻出相双凤奇鸣记》、《新刻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水浒记》和《玉合记》等。他与“文林阁、富春堂、广庆堂”一样都姓唐，由于史料稀缺，还难以了解这几位唐姓坊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亲属呢，还是其他。万历年间，唐氏书坊除刻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类书外，尤喜刻戏曲，见以上所罗列。其刻书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花栏”，改变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形式，并都有牌记。“富春堂”图案为雉堞，有时在书名上特别标明。

明代刻书，一般有三大系统：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清学者顾炎武说：“万历间人多好改革古书，人心 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清代著名版本学家黄尧圃也说：“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废于古。”明代书坊为标榜新编、新订、重订，以吸引招徕读者，在刊刻原本时不够尊重原作，多加改动。前人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之叹。明代南京书坊在刊刻书时，都对原本加以校订，而且一般请行家校订。如富春堂请谢天佑、纪振伦(秦淮墨客)、朱少斋、绿筠轩等人校订，如《白兔记》、《玉殃记》卷首署：“豫章敬所谢天佑校。”《三桂记》卷首署：“秦淮墨客校正，”从这些惯例及实际情形衡量，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显示了其必为坊刻本，从其“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来判断，这并非“初刻”古本。在它之前肯定有《官版大字西游记》，而“官刻”显然是其原本。综合陈元之序文：“《西游记》一书……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显然，《西游记》最早版本应当出于“官刻”(王府刻本)，作者肯定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关，“天潢何侯王之国”便是明证。作者将书稿交与王府，不愿将自己姓名堂而皇之地署上，却在行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相关信息。诸如“华阳洞天主人”，诸如回目第二十九回“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诸如第九回开头，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以及第七回末尾七言律诗：“伏逞豪强大势兴，降龙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篆承恩在玉京。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升。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这些地方并非随意涂鸦，而是颇有意蕴，联系“华阳洞天”便可一目了然了。

“华阳洞天主人校”是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上赫然在目的准确信息，关键问题是“校”并非著(作)。许多学者认定“华阳洞天主人”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显然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书坊主在刊刻新书时，一般都对原本加以校订，请行家，诸如富春堂主请谢天佑、纪振伦等人。世德堂看中了《西游记》的文艺与市场价值，请陈沅之、吴承恩之类文人来校订，也有不可排除之可能性。至于是否是道教、佛教中人，也应立足于明代社会实际状况来全面、客观地审视，明代“三教混融”、“心学流行”，文人墨客中通晓“三教”之人比比皆是，《西游记》究竟宣扬了哪种宗教的义理呢?或云谈禅，或云说道，或云言儒，“求放心”说，政治性主题说，反映农民起义说，要想给它添上某教某派的标签，既方便、容易，也滑稽、荒唐。恰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言而已。”胡适说的更直白：“《西游记》被这三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们说，这部书是一部灵丹妙诀。和尚们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们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道、释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平心而论，“华阳洞天主人校”，无外乎三种可能性，一、作者附庸风雅，迎合明中叶以来崇道之习俗，赶潮流也。当时诸多戏曲、小说均有这一惯例；二、书商有意借神号来做广告，引入眼球，以便大赚一把；三、书坊主明知书市行情，请一道家高手(“华阳洞天”名闻金陵，响彻天下)来“校”勘，在原书稿(官版大字)基础上增添一些宗教的神秘色彩，仿佛迎合世俗民情的“包装”，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但并非像有学者所称历史上先有道教一全真教《西游记》版本存在，恰恰相反，是明人加进去的。这涉及版本学问题，我总想说明的是，无论“简本”(“杨本”、“朱本”)，还是“繁本”(“世德堂本”、“李卓吾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繁本”宗教色彩浓，世俗气息扑面而来，“简本”则逊色多了。但删除宗教色彩、气息，《西游记》就不完整了!这种色彩、气息恰恰是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经典、长篇神话小说杰作的关键所在，它沾染着明中叶的世风、民情，是一道无法抹煞的亮丽的风景，为我们了解作品主旨，探索作者(最后定稿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和条件。实践证明“繁本”一出世，各种“简本”(含删节本)均已淡出“江湖”，再难以与“繁本”相抗衡了!

通览历代《茅山志》，寻访茅山现存碑文，均没有发现如陕西学者胡义成先生所言明代茅山乾元观龙门派道士闫希言师徒著百回本《西游记》的蛛丝马迹。然而，我意外发现，被胡义成先生一再引用并倍加关注的《乾元观记》系(明)“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应天府尹、敕专管漕务督理卢凤，淮扬粮储提督四川学校沔阳陈文烛王叔撰”，其中陈文烛正是明代做过淮安知府，与吴承恩有交往之人，他的別名有“王叔、五岳山人”，籍贯四川沔阳，进士，任淮安知府、南京大理寺卿，《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有小传，著述有《二酉园文集》、《二酉园续集》、《二酉园诗集》。1929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有陈文烛于万历十八年(1590)夏曰序文以及《花草新编序)，尤其是后序曰：“此亡友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萆堂诗余》所从出云。”(《二酉园续集》卷一)这说明，陈文烛与吴承恩一向友善，关系较亲密，“亡友”便是证明。又发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七言绝句《句曲》，诗曰：“紫云朵朵象夫容，直上青天度远峰。知是茅君骑虎过，石坛风压万株松。”这“句曲”便是句容茅山之古名，乾隆《句容县志》卷三：“初名句曲，山形如己，故以句曲名，又名己山。西汉茅氏兄弟三人自咸阳来，得道于此，遂名茅山。耸三峰，三君往来乘白鹄，各集一峰，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别。”吴氏文集中还有《赠李石麓太史》、《德寿齐荣颂》等，多次、多处提到“华阳洞”、“华阳洞天”。吴承恩于南京生活、学习过十多年，登临过当时名闻遐迩的茅山，踏访过“华阳洞天”，对其情有独钟，多次说起“华阳洞”、“华阳洞天”，加上百回本《西游记》又有茅山文字出现，第四十六回“羊力大仙”与孙悟空赌下滚油锅洗澡，行者下去洗时滚热，羊力大仙下去时却冷，孙行者大怒，念声“崦”字咒语，把北海龙王唤来，龙王喏喏连声道：“敖川页不敢相助，大圣原来不知，刺……这个是他在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剥’。”

这不争的事实证明，“华阳洞天”、“华阳洞天主人”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铁证，相反，恰恰证明这里的“华阳洞天主人校”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书商、作序者秣陵陈沅之所制造的“阴谋”，因为，谁也不敢将大名署上，更何况是一部可能会引起后世无穷尽争议的作品；作为书商，世德堂主也懂得越是弄得玄之又玄的名号越能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越有卖点。

孤立地看，孤证难立，恰如章培恒、黄永年、杨秉祺、黄霖、李安纲所置疑的那样，明天启《淮安府志》并未指出《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书与“淮贤文目”列在一起；《千顷堂书目》又将《西游记》列入地理类，着实让人费解。其实，解决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最后完成者)之谜，不仅要注重当年鲁迅、胡适先生从方志中的“发现”，更要从书中找证据。肯定“吴承恩说”的学者们，如苏兴、谢巍、刘怀玉、蔡铁鹰、石钟扬、刘振农、杨子坚、曹炳建等先生均找出诸多外证、内证，但也始终绕不开——为何书前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这一问题，也没有从作者生平事迹寻找相关的联系。实际上，百回本《西游记》本身就有诸多能够揭示出作者的密码。除了上述关于“华阳洞天”与吴承恩关联的探寻外，我又发现，作品的序文作者“秣陵陈沅之”本身也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秣陵”系金陵之古名，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隶属会稽郡，后分属鄣郡。秣陵之名西汉时亦沿称，当时冶所在今南郊的秣陵关附近(今江宁县秣陵乡境)。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东吴孙权由京口(今镇江市)徙冶秣陵，其治所最初也设在秣陵关，翌年，孙权在楚金陵邑的遗址上修造了石头城。金陵——秣陵——南京，连成一线，共同构成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的良上厚壤。这里地处南北要冲，吴楚之交，先后有十朝在此建都，素有“金陵帝王都”、“神京天府之都”之称。李延寿《南史》称：“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这里荟萃“苏苑之美，钱塘之秀，淮土之淳”于一地，历代文人聚集，文化流派交融，形成南京文化的多层次、多方面，内蕴极其丰富。尽管文学、艺术、道德、宗教、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有着江南秀丽隽永的鲜明特色，但其地理位置与杭嘉地区较近，明朱元璋迁杭嘉诸郡大族充实京师，对南京地区文化影响极其巨大；同时，北方中原地区几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如东晋、南宋南渡后，南京又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这南北文化的交融，形成南京文化秀美淳厚、“华而不佻”的气韵与风格。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形成并出版，正是处于这一文化背景之下，所以，我们读之，便有一股浓郁的南京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无论诗文、意境、人物语言和风物描摹，均能感受到这种“秀美淳厚”、“华而不佻”的艺术韵致与风格。作者一定是受此文化意蕴影响甚大之人。章培恒、杨秉祺与刘怀玉、蔡铁鹰等关于《西游记》方言的争辩十分激烈，我认为，双方均忽略了其语言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百回本《西游记》对于南京的描绘随处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长安城等诸多城池的描绘，均直接、间接地借鉴、参照了金陵圣迹：兹举一二，以飨诸位大家：

宝象国：“嵂嵂崒崒的远山，大开图画；潺潺湲湲的流水，碎溅琼瑶。……廓的廓，城的城，金汤巩固。……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也有那大明宫、昭阳宫、长乐宫、华清官、建章宫、未央宫……花柳的巷，管弦的楼，春风不让洛阳桥。”

祭赛国：“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近，百转紫墟平。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州都会，天府瑶京。万里邦畿固，千年帝业隆。”

灭法国：“东城兵马使(文班中走出)、巡城总兵官(武班中闪出)，那国王听说，即着光禄寺大排筵宴。”

玉华国：“锦城铁瓮万年坚，临水依山色色鲜，百货通湖船人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不亚长安风景好，鸡鸣犬吠亦般般。”
这些风物的描绘均非从书本上摘抄就能完成对全部故事情节的补充、完善，实际上，这些描绘已成为书中思想内容、人物塑造、艺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睹物思人，这位作者肯定在南京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这一事实证明，百回本《西游记》最后定稿就在南京，其定稿人一定在南京完成对百回本《西游记》的杀青，对南京城及明王宫十分熟悉，非一般“过客”所能驾驭而为之。

再看看遭到日本太田辰夫、中野美代子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内蒙古师大杨秉祺、陕西师大黄永年、复旦大学黄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李安纲等教授怀疑、否定及猛烈抨击的吴承恩。吴氏从青壮年参加科举考试到中年人贡、人南监(南京)读书，其间历经了人生中的四分之一强，说他是半个南京人也不为过。看看他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保留了诸多在南京生活、学习、游历的诗文，如《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鸡鸣寺》、《金陵有赠》、《金陵秋曰柬文寿承兄弟》、《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又有词《如梦令》(四阙)，其三：“楼外碧波千顷，正对客心孤迥。远树断云横，帘卷紫金山影。秋暝，秋暝，渔笛一声烟艇。”又有文《赠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序》：“金陵山水若图画，仕宦比之登仙，鸣珂拄笏，不亦有余裕哉?固忧贤之举也。况乎地殊南北，等之神京；官异台部，等之近臣，复何择焉。”又有《德寿齐荣颂》：“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又有《元寿颂》：“建业龙盘，坤灵会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又有《赠李石麓太史》：“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又有《送友人游金陵》：“尔向长干去，余怀旧日游。乌衣花裹巷，红袖水边楼。客舫明槐火，书囊润麦秋。温柔乡可醉，须念大刀头，”又有《围棋歌赠鲍景远》：“去年我客大江东，鸡鸣寺中欣相逢。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这些诗文均有在南京生活的美好回忆与畅想，尤其是句容茅山“华阳洞天”、“句曲”及“良常地肺”均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最早百回本《西游记》扉页上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两者竟是如此的对应。是巧合，还是玄机四伏?孤立地看，仿佛是偶然，但联系各方面相关因素综合考察，这难道不就印证了百回本《晒游记》的最终定稿人就是吴承恩吗?难怪清人黄周星《西游证道书跋》也承认：“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遗却唐僧出世四难，一也；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

文学研究在今天越来越重视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探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根本就在于文本本身，而能从文本联系到时代、背景、风物、民情，便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发掘，综合各种相关因素：“金陵世德堂”——“华阳洞天”——“华阳洞天主人校”——茅山——南京——秣陵陈沅之序文——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生平经历遭遇——百回本《西游记》，条条线索都汇向最后定稿人应当具备的几个关键条件，并都支持了“吴承恩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