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作品散论

善恶报应是中国人历史上最为久远的最为普遍的基本信仰，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小说家深受其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得大量的善恶报应内容，占到全书近五百篇故事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善恶报应思想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者们众口一词地把《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说成是“因果报应”、“果报”，“因果报应”、“果报”是佛教术语，把中国固有的善恶报应观念称之为“因果报应”，将其纳入佛教的“因果报应”体系是不妥的，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在佛教传人之前，中国在春秋时代就已产生了善恶报应观念，两者后来有融合交汇之处，有互相吸取的地方，但还有相当的不同之处。在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内容之前，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分辨。

一

因果报应（也有译作“异熟”的）是佛教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离不开因果关系的。因果报应观念是高度理论化的、思辨化的，理论非常繁复深奥，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能涵盖得了的。

中国本来固有的善恶报应观念是由儒家、墨家、道家、理学学派的观念汇聚而成的。上述诸家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这一观念。中国善恶报应观念主要讲人的善恶行为所招致的后果，而不涉及其他。内容明确单一，表述简洁化、信条化、格言化，是对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多是零碎的表述。缺乏细密深入的理论分析，缺乏理论阐述的严密性，即使是后来将善恶报应念理论化的“天人感应”说、“负载”说，也不像“因果报应”理论那样深奥、繁琐。

中国的百姓难以理解深奥繁琐的因果报应的教义，倒是本土的善恶报应观念深入人心，流行了几千年。

在报应的实施方式、实施者方面两者有很大不同。佛教认为，业是实现因果报应的推动力。《华严经·人法界品》云：“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业在冥冥中起作用，一个人的一念、一言、一行都会造成一种业力，业力导致祸福之报。业力是推动轮回来实现报应的。中国的传统善恶报应观念认为，善恶报应是由上天和神明来实施的。《尚书·汤浩》云：“天道福善祸淫”。《墨于·明鬼》云：“鬼神之能赏贤罚暴”。《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中国百姓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觉得佛教的“业”、“业报”的教义太抽象、太玄虚，对此说弄不懂，也不感兴趣。对神明报应之说深信不疑，认为由上天、神明实施报应更有权威性、公正性。

在引起报应的原因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论讲得非常复杂，小乘佛教提出有六因：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一个人身上的一念、一言、一行都引起果报，佛经说，一日一夜有八万四千念，每一念都可以引出一生乃至多生的异熟果，实在是太繁琐。中国的传统善恶报应观认为，一个人明显的善恶行为才有报应。《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佛教认为，由善恶业引起的苦乐果报，并不一定是由当世实现的，佛教有三世报应之说，即现报、生报、后报，一般是轮回到来世时受报。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中，有人死为鬼。有的鬼能复活之说，并不存在来世之说，所以善恶报应都是当世报。在当世中到了一定的时辰，就实现报应，俗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马上就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民众的心理希望报应要来得快，一个人行善作恶的结果，周围的人、同时生活的人要能看到，善恶行为和报应要同时相连的，这样心理才平衡，断开二者的联系，来世报就使人莫名其妙了。武当山下伍家沟村有一则民间故事《难道前世没有天》，讲雷公将一个老奶奶三岁的孙子击死。老奶奶对雷公说，我孙子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没做坏事，你不该抓他，雷公回答说，你孙子前辈没做好事，是雷打前世冤的。老奶奶提出抗议：“雷打前世冤，前世没有天!”质问雷公，上一辈子的坏事，为啥没在上一辈子降罪呢?前世的天干什么去了呢?雷公觉得自己没有理，把孩子救活了。此故事表现了民众希望现世报的强烈愿望。

在报应的承受者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讲，有情众生之生命个体为业力作者及报应的承受者，自作自受，不延及家庭、子孙，如《泥洹经》所言：“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受福，恶自受殃。”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以家庭、家族为基本承受单位，在一个家族内个人善恶行为决定着其家庭或家族后代的祸福。《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中国是宗法社会，特别重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家庭是人生的依赖，个人与家庭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家庭成员受报等于全家受报，无论善报、恶报，都直接影响全家人的命运。

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的构筑基础不同，立足点不同，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建立在否定现世，否定人生的基础上，是出世的。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人的生命没有价值，不要贪恋人生，人修炼最好的善报是脱离人世，放弃生命，跳出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状态，即涅架境界——极乐世界，才是最大的幸福。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的构筑基础、立足点是人世的。是建立肯定现世、肯定人生、肯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基础上的，报应的目的是提升人性，人人如都能弃恶从善，世俗世界会变得和谐美好。由于两种观念立足点不同，也派生出报应的价值观念不同，从中国的善恶报应观来看，现世报中最严重的恶报是失去生命，给人带来最大的痛苦。人如被变成禽兽也是最严重的报应，是最大的耻辱。中国人的心目中，视人为万物中心，人高于禽兽。佛教却认为人的生命不足惜，人的身体只是臭皮囊，死了还可轮回，失去生命并非严重的恶报。不停地轮回才是最痛苦的。佛教还讲众生平等，人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外部形态的不同，况且这种区别只是暂时的，在轮回中随时会转变。因此，人受报变为牲畜，是恶报，但不是最严重的恶报。这些观念与善恶报应观相比，弱化了报应的威慑力。

二

通过上述两种报应观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的报应内容的主体是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只有极少篇章涉及到轮回形式，表现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如《江城》、《蹇偿债》等，还有一部分作品对佛教因果报应说进行了改造，蒲松龄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愿望。《聊斋志异》中的佛教因果报应内容只是作为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的补充。

《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作品散论
郑春元（本文字数：2988）　　《浦松龄研究》2006年第2期字号：【大中小】

《聊斋志异》中的施报者绝大多数为天帝、神仙、鬼、人，而不是什么业报。如王六郎（《王六郎》）、祝生（《水莽草》）、张不量（《张不量》）、马二混（《蕙芳》）、夏氏（《纫针》）等都是上天对其施以善报；瑞云（《瑞云》）、金永年（《金永年》）、钟生（《钟生》）、席方平、席廉（《席方平》）、柳和（《宫梦弼》）、陈生（《西湖主》）等是神仙对其施以善报。虐待婆母的杜小雷之妻（《杜小雷》）、盗鸭者（《骂鸭》）、在酒中掺水投毒的酒商金陵乙（《金陵乙》）、暴虐成性、残害家人的尹氏（《马介甫》）、杀人如麻的宋国英（《潞令》）等受到上天的谴惩。作恶多端的李司鉴（《李司鉴》）、邑中的无赖（《邑人》）、行为轻薄好色的士人方栋（《瞳人语》）、害主的恶仆（《董公子》）、有隐恶的丘生（《彭海秋》）、炫耀身份的邑贵（《颠道人》）受到神仙的恶报。骗色的恶霸南三复（《窦氏》）、好色被鬼所迷的王生（《画皮》）、扬人隐私的霍生之妻（《霍生》）、侵占他人钱财的商人申竹亭（《任秀》）、受贿诬人为奸的典史（《梅女》）受到鬼的恶报。蒲松龄在《阿霞》篇末强调了天报的严厉：“噫!人之无良，舍其旧而新是谋，卒之卵覆而鸟亦飞，天之所报亦惨矣。”蒲松龄这样写基于中国民间广泛存在的天帝神鬼信仰，与民间善恶报应信仰相通，易于与百姓的民间信仰引起共振、共鸣。

蒲松龄与中国民众希望善恶快速受到报应的心是相通的，《聊斋志异》中广泛地反映了这种强烈的心理。即善恶在当世受报，而不是来世。他不能让一个恶人无休止作恶下去，害人害下去，逍遥法外，然后寿终正寝，来世再受报。他也不能让行善的人一直终贫到死没有回报。如那样的话，民众就太失望了，人间一点点希望的光亮就熄灭了。《聊斋志异》中对行善作恶者的处理原则是：“恶积则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积善终当有报。《聊斋志异》中涉及到“轮回”的内容很少。绝大多数作品是行善作恶的报应，短则数日，长则数年或几十年，都会在自身现世到来。《布客》中的布客得知自己大限将至，出钱造桥方便行人，寿命立即得以延长。《水灾》中弃儿救母的孝子的孝心感动天神，弃儿在洪水涌来时被水包围却安然无恙。《博兴女》的恶豪淫杀民女后，当即被神龙攫去脑袋。恶霸南三复诱骗窦女，致其母子冻亡，几年后，鬼魂使其犯下盗墓奸尸罪，被判死刑，负义的武孝廉石某，欲杀有恩之狐妻，被索回救命灵药，半年后病死（《武孝廉》），无行小贩梁有才欲卖妻，受众婢簪刀猛刺后，被弃之绝壁危崖上，半年后死于狱中（《云翠仙》）。这种当世报应是很符合百姓心愿的。

《聊斋志异》中大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承受报应的，不是像佛经所讲的自作自受。蒲松龄接受了道家的负载说。在《钱卜巫》中借巫者言：“先人有善，其福未尽，则后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祸未尽，则后人亦受之。”《席方子》中陷害他人的恶霸地主羊某被二郎神严惩，家产被抄，其子也遭报，家业衰败，楼阁田产尽归席家所有。蒲松龄在有些善恶报应的作品中，加重了负载的力度。按负载理论，承担报应主要部分的是行善作恶的当事人，余下部分才由子孙承担。蒲松龄让作恶者的子孙也承受重报。《果报》中的某甲贪财背义，受神报，暴病若狂，自割腹流肠而死，不久，儿子也死去。蒲松龄还使受报的范围扩大，受报者的父母妻子也承受报应。不仅是下延子孙，还上溯父母，旁及妻子。《梅女》中受贿三百钱诬人为奸逼死人命的典史，自己遭鬼报而死，其妻先遭报，妻顾氏年少而死，并沦为鬼娼，为典史赎罪。《画皮》中好色的王生，受鬼报被挖去心肝，其妻也受强食乞人痰唾之辱。在善报篇章中，席方平为人忠孝，为父报仇，自己得以重返人间，得到羊某的家产，其父席廉因儿子的善行得到二郎神赐阳寿三纪（《席方子》）。钟生孝母，他为疗母疾，舍弃功名，其母得到善报，冥王赐其阳寿一纪（《钟生》）。《聊斋志异》的扩大范围的恶报，有点株连的味道，对这些恶人有斩草除根之意。一方面表现了蒲松龄对这种行为愤恨，另外，也告诫世人，作恶害人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至于善报惠及父母，则表现了“百善孝为先”之意。

支撑《聊斋志异》中善恶报应内容的基础是人世思想。书中善报的内容是延寿、得妻子、得子嗣、得财产，都是肯定现世生活、珍视现世生活，肯定人的生命、肯定人的价值、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行善者的生活质量，弥补其生活缺陷。书中的恶报是作恶者丧命离开人世、失去子嗣、失去家产、变为禽兽，不能享受人世生活，认为离开人世是痛苦的，是严重的惩罚，从反面表现出人世的可贵。作品不是宣传离世，不是宣传脱轮回、超生死，不是鼓励人们进入涅架境界，而认为人生和人世是高于一切的。《莲香》中有云：“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由此可见，《聊斋志异》的报应内容并非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

《聊斋志异》中有少量的佛教因果报应内容，但蒲松龄不是将其原封搬来，而是对其进行改造。如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主张，善恶报应不能相互抵消，作恶必须受恶报，行善必须受善报，作善业后又做了恶业，则先受善报，再受恶报。一般人往往既作善业，也作恶业，那么就会时而升天，时而堕入地狱，不断轮回，升沉不止。在《聊斋志异》中善恶报应是可以抵消的，而且是一善抵多恶，只要有一善就可以免除多种恶报。《某公》中的陕西某公，做过许多恶事，阴司按律将其转生为羊，后查到某公曾救过一人，就仍判其投胎为人。刘姓恶霸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被阎王捉去，所作恶行，按阴刑当油煎火炼，来世变牛，查其记录还做过一件善事，用三百钱救一对夫妇团聚，因此事，阎王免他死罪，让其回到阳世（《刘姓》）。蒲松龄打破佛教善恶报应不能相抵的铁律，以善抵罪，对报应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对少量的善也给超值的回报，在极力劝善，让做过恶事的人看到希望，以免破罐破摔，把坏事干到底。

佛教的善恶报应主要是通过六道轮回实现的，人因善业、恶业，在轮回中处于不同的生命层次。《聊斋志异》常写到作恶者与受报者之间的关系，蒲松龄的处理方式与佛教六道轮回的说法不同，作恶者没有轮回转世，而是受害者轮回转世，来向作恶者进行报复。《柳氏子》中的柳氏与人合伙经商，私吞合伙人的钱财，合伙人死后转世为柳氏子，把家财挥霍一空，死后，又约柳氏前去，揭露其不义行为。《拆楼人》、《四十千》情节与《柳氏子》相类似。都是仇人投身作恶者之家为子，向作恶者进行报复，蒲松龄这样安排，是为了缩短恶报的时间，作恶者受到当世之报。《聊斋志异》还对“六道轮回”进行简化。杜小雷之妻虐待婆母，按佛教的说法“横暴不如悛悔，宜堕畜牲道”。她作恶后受丈夫的斥责，没经死后投胎转世，就直接变为猪。这也是为了缩短报应的时间，让家人尽快直接看到她受报应的恶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