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期，大抵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的作品，共305篇，代表了2500多年以前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诗经》里的作品都是合乐的唱词，分属于“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是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共160篇。《风》、《雅》是反映周朝政治衰乱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又称“变风”、“变雅”。雅本是乐曲名，分“大雅”、“小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105篇。《颂》是赞美诗，是祭祀时的乐曲，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40篇。

《诗经》内容非常丰富，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500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记叙了自周始祖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历史。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就是用韵文写的历史。② 反映社会丧乱、描写战争苦难、指责现实。周厉王和周幽王两代政治腐朽，外患严重，因此产生了不少反映统治阶级腐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矛盾的诗歌。如大雅中的《桑柔》揭示了动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死伤离散的悲惨情景。大雅中的《抑》。则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废、只知饮洒作乐的腐朽生活进行无情指责。《小雅·十月之交》列举了周幽王的侫臣皇父等七人的名字，对他们和幽王的“艳妻”褒姒内外勾结、炙手可热的腐败进行了揭露。《小雅·正月》描写了社会不平等现象，诗中指出统治阶级拥有财产，能安逸地生活，一般人却在社会动乱中沦于悲惨境地。《小雅·采薇》描写了周宣王时军士离乡远戍，还乡路上饱受饥寒、痛定思痛的哀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③ 反剥削、反压迫。代表作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中的《鸨羽》，邶风中的《北风》等。如《伐檀》写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木者整天在河边劳动，却一无所有，而那些“君子”不耕不猎，却是稻谷满仓，猎物满庭。他们对此发出了质问，质问中蕴藏怒火，这种愤怒在《硕鼠》中表现更为强烈。④ 描写爱情和婚姻。这是《诗经》中占很大比重的部分，其中大多数是歌谣。这些诗歌大多是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诚挚、热烈、纯朴、健康，反映了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内容很少重复。代表作有《郑风·萚兮》《郑风·将仲子》《邶风·静女》《召南·野有死》《郑风·溱洧》《陈风·泽陂》《唐风·葛生》《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秦风·晨风》《王风·君子于役》等，有的表达了男女相会的自由纯真，有的描写了失恋、单恋、相思的痛苦，有的则表现了反抗父母的束缚。如《静女》写道：“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悦)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这首诗描写一对情人约在城隅幽会，男子来到时，他的爱人却故意躲了起来。他久等不见，急得“搔首踟蹰”。等到他发现爱人已依约来了，而且满怀深情送给他一把红嫩的草儿，就欣喜异常。他觉得那草儿“洵美且异”，因为那是心爱的人所赠，诗里的人活泼天真，诗里的情缠绵深厚，用自然纯朴的语言表达了男女恋爱的情趣。⑤描写劳动情景。《诗经》里很多作品是描写劳动人民劳动情景的诗。如《鄘风·桑中》、《唐风·采芩》、《邶风·谷风》、《豳风·伐柯》、《周南·芣苢》等。有些诗是劳动时所唱的歌谣，能使读者感受到劳动的欢乐，引起丰富的想象；有的也写到了劳动的艰苦和繁忙；还有的记叙了贵族强迫奴隶干繁重劳动的情形。《诗经》里还有许多贵族阶级的作品。

《诗经》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特色。首先，《诗经》里的作品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层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感受，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后世作家每当反对诗歌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时就会以《诗经》作榜样。其次，《诗经》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比”是比喻和比拟，诗中用“柔荑”比手，用“玉”比美人，都是明喻，《魏风·硕鼠》比剥削者为鼠，是以人拟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它是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发端。如《秦风·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秋萧瑟景象为起兴，引起下文，使诗歌更加曲折委婉。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境界，这种表现手法一直被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其三，《诗经》在结构形式上也很有特色，最突出的是重章叠句。重章有时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如《王风·采葛》第一章是“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第二、三章“采葛”改为“采萧”、“采艾”，“三月”改为“三秋”、“三岁”。重章叠句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也更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使人读之余味无穷。其四，《诗经》在体裁上也颇具特色。《诗经》多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且富于变化。后世的赋就多受《诗经》影响。除赋以外、颂、赞、碑、谏、箴、铭等韵文，一般都用四言句，也多受到《诗经》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此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即是先秦散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迎来了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儒、墨、道、法几家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左传》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如写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郩之战、晋楚邲之战，均是情节紧张而极富戏剧性，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战国策》亦称《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如《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入秦》《触詟说赵太后》、《苏秦始将连横》等均为脍炙为口的名篇。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国语》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三是重在抽象分析。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和他自己的辞赋汇为一集，共16篇，定名为《楚辞》。《楚辞》中以屈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故又称楚辞这种文体为“骚体”。

《离骚》是屈原(约前340～前277)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

《离骚》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屈原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情，表示他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说出了他的政治理想；第五部分写他在心情抑郁，无可告愬之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情：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终于依恋不舍；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精神。但楚王灵修昏庸糊涂，听信了“党人”谗言，流放了屈原并导致了楚国的衰危。诗人在既不能改变楚国面貌，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矛盾中，选择了以身殉自己理想的道路。《离骚》闪耀着震撼人心的理想主义光彩。

《离骚》艺术上有着极高成就。首先，整部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后半部分，这种色彩更为浓烈。诗中采用了大量“比兴”手法，但它和《诗经》中的“比兴”有所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比喻，它所用来比喻的形象中，包含了一种幽远的意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诗人在作品里写他对于种种香草幽花的癖爱，这是用来比喻他的志洁行芳，人们在读到这些诗句时，不只是感受到花草的色和香，更重要的是觉得被一种深远的意境吸引住了。“江离”“辟芷”“秋兰”“芰荷”“芙蓉”，这些生长在水国深岩的幽花香草，本来容易把人们的心情引到奇丽的幻想境界。诗人用它们来象征高洁的品德，披戴着它们。就是象征他的被服德义。这就写出了诗人高洁动人的形象。其次，《离骚》最重要的艺术特色还在于诗人的笔锋下，大量出现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完整图画。如诗人写他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能了解他，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幻想驾着鸾凰、凤鸟，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这一段写的意境极其开阔宏伟。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日落以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仓山上。他还叫太阳神缓辔徐行，要趁日落以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凰、雷师等大群神物，声势十分煊赫。此外，《离骚》诗句形式错落有致，还设有主客问答和大段铺张描写，大多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对后世辞赋产生了巨大影响。

屈原除了《离骚》外，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如《九章》《九歌》《天问》等。

汉赋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贾谊继承了屈原骚体赋风格。他的《吊屈原赋》即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自己。《鵩鸟赋》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他的赋趋向散体化，大量使用了四字句，体现出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七发》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谈话，指出楚太子病根在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此病非药能治。吴客巧妙地叙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在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兴趣。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如写涛的形状一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宋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崇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宋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元曲又称夹心,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

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公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奴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擅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代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形成为两个戏剧圈。

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在大都， “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刘祁《析津志》），涌现了大批杂剧艺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张国宾、杨显之等，或是大都人，或在这里活动。这里“歌棚舞榭，星罗棋布”，杂剧演出频繁，为剧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园地。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邑，如东平、汴梁、真定、平阳等地，也是作家云集。而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作家，或接受地区风气的熏陶，或是旨趣相投，或是背景相近，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观众的喜好，也作为一种市场需要，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使不同地区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般说来，北方戏剧圈的剧作，较多以水浒故事、公案故事、历史传说为题材，有较多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黑暗，渴望有清官廉吏或英雄豪杰为被压迫者撑腰。

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温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乃至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和北方情况不同，这里城乡舞台，既流行南戏，也演出北方传来的杂剧，呈现出两个剧种相互辉映的局面。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它形成于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广泛流传，并渐渐进入杭州。据刘一清说，“戊辰（1268）、己巳（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钱塘遗事》）卷六《戏文诲淫》）。许多艺人在这里创作、演出、出版南戏，使这座繁华的城市成了南戏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