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异文汇考辨证》，袁梅著，齐鲁书社2013年1月第一版，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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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先秦文献，必须要重视异文，这些异文对于探求文本原貌、准确地理解文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诗经》来说，尤其如此。
先秦时期的《诗》文原本现在已无法得见，不过，我们从先秦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称《诗》引《诗》的情况，以及既有的古文字研究成果来看，因时间、地域的不同，其间肯定存在大量异文。现在可以见到最早的《诗经》文本是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残本，全本则有唐开成石经《诗经》。将它们与今本相比，其间存在不少异文，而它们与先秦时期的古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更大。
自汉代起，学者就已经开始对《诗经》异文加以关注。汉代传《诗经》学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是今文经学，而《毛诗》是古文经学。汉代的《诗经》文本于今古文之间，甚至今文经学的每一家之间，在文字上应当都有一定的差异。当时传《诗》者应当知晓，各家各派所传的《诗经》在文本上存在有一些异文。不过，据现在仅有的资料可推知，应当是直到郑玄才对这些异文的学术价值有所关注。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其中有一篇《书证》，涉及当时《诗经》江南本与河北本在文字上的差异，这几处差异可能与南北学之不同有关。这是典籍中首次对《诗经》不同版本中异文的关注。比他稍后的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其中有《毛诗音义》三卷，搜集了《毛诗》的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还搜集了《韩诗》中的一些异文。正因为当时《诗经》异文众多，影响阅读，唐人颜师古作《诗经定本》，以勘正文字。
《三家诗》于六朝时期逐渐失传，但是，其中有些文句保持在其他书中。南宋人朱熹曾有从《文选注》中辑录《韩诗》异文的想法，虽一直并未成专书，不过，他对《诗经》异文已有所关注则是无疑的。王应麟继朱熹之志，勒成《诗考》一书，是首部对《三家诗》异文搜集与研究并重的著作。随着文字学的发展，对《诗经》异文的辑录与研究，到清代已蔚为大观，主要表现在参与的学者众多，取得的成果丰硕。比如，专门以《诗经》异文为研究对象的就有：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黄位清《诗异文录》、冯登府《三家诗异文考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玉澍《毛诗异文笺》等；延至民国，有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等。
还有很多诗经学著作涉及《诗经》异文的考证与研究，较为著名的有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冯登府《三家诗遗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此外，一些笔记著作也涉及《诗经》异文。
前儒研究《诗经》异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异文与今古文经过度地联系起来，以及过度突出本字、正字的概念，对异文形成的复杂原因认识不够。比如，被视为今文《诗经》学集大成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将诸多异文归之于学派归属的差异，动辄以为某字属“鲁诗”、某字属“齐诗”、某字属“韩诗”，这就很成问题。很多时候，异文并非因齐鲁韩毛四家之间学派不同而产生的。先秦文献距现在时代久远，文字字体发生了好几次重大变化，文献载体也发生过几次转折，这就决定了异文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是文字自身变化而产生的不同字形。比如，战国时代，齐系文字、晋系文字、秦系文字、楚系文字和燕系文字等在字形上有一定差异；秦始皇统一文字、隶古定、隶书楷化、俗字变为正体等等，都会在字形上产生一些变化，从而形成异文。比如，“昴”和“图1”，就是同一个古文字字形隶定出来的两个新字形。二是古今字，以及后世产生累增字、区别字，甚至避讳字等产生的异文。如“辗转”，本写作“展转”，“辗”是后世类化所产生的新字。三是后世文献中的同义转写。前人引文，有时会把古奥难懂的字词用当时通行的字词转写，这也导致了一些异文的产生。比如，先秦时期不、弗在用法上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个差异在汉代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才会出现把“瞻望弗及”写成“瞻望不及”。四是传抄刊刻时产生的有意、无意或随意的更改，以及讹误。有时候，书手的书写心理不同或者写了错别字等情况，也会产生一些异文。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需举例。
时至今日，学者对于《诗经》异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前人更为深入的成果，撰成专书的有：台湾学者朱廷献《诗经异文集证》（1984年自印本）、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燕《诗经异文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也有不少论文涉及《诗经》异文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类。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后约十年，整理者胡平生、韩自强发表《阜阳汉简〈诗经〉简论》，其中有对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异文的专门考察。此后，陆续有学者发表讨论阜阳汉简《诗经》异文的论文。这是一类。虞万里的《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以陆德明〈毛诗音义〉为例》（载第四届国际汉学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北，2013年）、《〈诗经〉异文与经师训诂文本探赜》（《文史》2014年第一辑），将六朝时期《毛诗》文本中异文的类型、产生原因与历史层次加以考察，并将其与汉儒传《诗》的家法师法联系起来。这其实探讨的是文字隶定以后的写本时期的《诗经》异文。因为隶定前与隶定后、写本时期与刻本时期的异文，无论是产生原因，还是表现形态，都有着明显不同。这又是一类。
在当下的《诗经》异文研究中，还有一本专著需要特别表出的，就是袁梅先生的《诗经异文汇考辨证》。总体看来，该书主要的突出之处有：
一是搜罗宏富。《诗经》流传久远，自先秦时期，时人就有称引《诗》文的习惯。汉代尊《诗》为经后，其地位更为学者推崇。因此，很多典籍都有引用《诗经》的情况。该书对传世文献中涉及《诗经》方面的异文进行了尽可能的搜集，也适当关注了出土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异文进行分析，是迄今为止，对《诗经》异文搜罗最为全面的一部专书。其中所引用的书遍涉经史子集四部，有历代《诗经》学名著，有石经研究著作，有语文学专著，有类书，也有今人的甲金文字专著等等。比如，《周南·汝坟》“惄如调饥”，这里的“调”，陆德明《经典释文》录一异文“輖”。这个词的意思，前人也有些争论。曾良《俗字与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在目验了敦煌写卷的基础上提出，“輖”在敦煌文献中当是作“（图2）”，其实就是“朝”的俗字。袁梅先生在该书中指出《经典释文》中的“輖”应作“（图2）”,《蜀石经》《说文钞》《五音韵谱》所引《诗》文皆作“（图2）”。这就为曾良说提供了传世文献的证据。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韭花帖》中有“昼寝乍兴，（图2）饥正甚”，字正作“（图2）”。由此可见，“輖”本当作“（图2）”，是“（图2）”的俗字。曾良的观点是正确的。《毛诗》作“调”，是“（图2）”的同音假借字，二字草书字形也比较接近，这个“调”，可以训作朝，也就是早晨的意思。
二是全面爬梳。《诗经》历时久远，其中产生异文的情况又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对其逐一考察，梳理相关文献，再在此基础上加以辨析，以期对异文产生的原因得出趋于合理的认识，并借以尽可能地厘清《诗经》文本的历史层次。该书在全面搜罗异文的基础上，对异文产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爬梳，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邶风·谷风》“黾勉同心”，这里的“黾勉”是双声联绵词，其字形无定，典籍中还可以见到如“密勿”“蠠没”等写法。袁先生对典籍中“黾勉”的不同写法作了勾稽，并指出《毛诗》“黾勉”使用最为广泛。又如，对《卫风·硕人》“衣锦褧衣”中“褧”字、《唐风·山有枢》“枢”“娄”“宛”字、《唐风·扬之水》“凿”字等等异文的梳理，广泛征引相关文献，作出分析，皆可见其爬梳之全面。此外，有些异文，历代说解颇多，各持己见，纠葛纷扰，莫衷一是，袁先生并不多录他说，仅录一二可用之说。如，《邶风·泉水》“出宿于泲”，《列女传》有异文作“济”。袁先生只引用段玉裁说，以为典籍中二字并用，并下按语，以二字为一字异体，甚是。还有些异文，历代说法大同小异，但未必得其要领。比如，《鄘风·柏舟》“实维我特”，《韩诗》“特”作“直”，诸家多说二字字异义同。袁先生则据《魏风·伐檀》直、特为韵，指出二字音近通假。我们知道，用作虚词时，特、直也都有仅仅、只不过的意思。音近通假较前人的字异义同说更精确。
三是准确辨析。该书既名之为“辨证”，其中自然要对所搜集的诸多异文加以辨析、考证，而这正是最能体现作者功力之处。比如，《周南·关雎》“钟鼓乐之”，这里的“钟”，写成繁体字是“鍾”，但是明监本作“鐘”。按照通行说法，鍾、鐘二字有别，指乐器的是“鐘”，“鍾”则一般用于钟情、钟意之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两个字解释说：“鍾，酒器也。”“鐘，乐钟也。”还有个说法，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说他名字中的那个“鍾”字不能简化，否则就不能表达钟情于书的意思了。于是，很多出版物中就出现了“钱锺书”这样的字形。袁先生在该书中，对金文中的鍾、鐘二字加以考察，指出其中的“鍾”是“鐘”的或体。再对《诗经》中出现了16次的“鍾”加以分析，指出它“多为乐器之名”，或引申指“钟鼓之声”。所以，明监本中的“鐘”字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目。其实，这两个字混用，在其他的传世文献中也可见到，比如《左传》《荀子》中就用“鍾”来表示乐器名称，而《淮南子》中也有用“鐘”表示容量单位。这同时就暗示我们，汉中期以前的鍾、鐘二字在字形上有别，而用法上则混同；二字字义上有明确区分，可能至早要到汉代中后期才产生。许慎《说文解字》所作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汉代用法已然有别，或者《说文》撰著体例的考虑，并不符合先秦文献中用字的实际情况。一些字典辞书，如《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以为二字互相假借，亦不如袁先生的或体说稳妥。
此外，该书将《诗经》中所有异文的条目和单字列出，具有索引的功能，颇便于学者翻检使用。
当然，不可避免地，该书也存在一些小问题。首先，袁先生年事已高，完成此书时已经88岁高龄，有时候知识不能及时更新，从而产生一些本不必要的失误。比如，该书有《错简质疑》一篇，作为附录，袁先生的按语很见功力。不过，据现有出土文献的情况，一般竹简的背面会有划痕或者明确的顺序标记，这样出现错简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会存在的。而且，从《诗经》的传承情况来看，在汉代出现错简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其次，还有些地方判别错误。比如《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白孔六帖》引此作“邱中有黍”。袁先生以“黍”是“李”的譌字，很正确。但说丘、邱为古今字则不够正确了。考袁先生所引《白孔六帖》为《四库全书》本，而清人为避孔丘讳，或缺笔，或改作“邱”。还有，书中也有少数异文没有列出。比如，《邶风·燕燕》“瞻望弗及”，阜阳汉简《诗经》作“彰望”，是音近通假。该书于此一异文失录。
尽管该书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不过小瑕不掩大瑜，作者搜罗之全、爬梳之勤和辨析之精等都值得表出。袁先生专守一经数十年，早在1985年就在齐鲁书社出版过《诗经译注》一书，在学术界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以耄耋之龄，健笔凌云，完成这部逾70万言的巨著，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袁先生身居齐鲁大地，为孔孟之乡，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袁先生执着于《诗经》研究数十年，以智得乐，以仁享寿，以88岁高龄完成了这部《诗经异文汇考辨证》。该书的出版，令我们感动的，并不仅仅是袁先生以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嘉惠学林，更在于袁先生以坚守执着、勤勉学术的奉献精神，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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