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古文字论略（之二）——齐系金文、简牍文

作者：张英基
摘要：

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和古文字材料表明，先齐、齐鲁古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古文字学、齐鲁文化的角度，将齐鲁文字归纳为陶文、金文、简牍文三大类，并对每一类文字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作扼要分析、评述，试图揭示其齐鲁文化的底蕴。探讨齐鲁古文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态、特点，对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先齐文字 齐鲁文字 陶文 金文 简牍文 形态 特点
齐系金文

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金属器物、货币、玺印、符节之上的文字符号。

齐系金文的收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宋代齐地人赵明诚《金石录·齐钟铭跋》载：“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有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凡五百字。”其中“款识尤奇”者，即指著名的齐叔夷钟、镈等器铭。此后，历代不断发现，至今见于著录的齐国金文约有百余篇。从这些作为齐系金文载体的器物上看，有钟、镈、鼎、鬲、敦、 （簋）、釜、盘、爵、觶、壶等。此外还有兵器、货币、玺印、符节等。从其制作时代看，西周、春秋、战国均有，以春秋中期以后者居多。从持器者的身份看，有齐侯国氏、高氏、鲍氏、陈氏等卿大夫以及贵族。从铭文篇幅字数看，有长有短，多者达五百余字，少者仅有一、二字。

齐系金文具体又可分为礼器铭文、量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铭文、玺印铭文、符节铭文，等等。

春秋时常见的礼器铭文，到战国时仍在继续流行。齐系礼器铭文的笔画圆劲凝重，字数较多，或记言、或纪事，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多系因某事为先人制器，云云。春秋末年，陈田子逐渐控制了姜齐命脉，后来田齐取代了姜齐政权。这从此时的礼器铭文中就可以看出，陈氏之“陈”，与陈国之“陈”，在字形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现已确定为战国田齐礼器铭文的就有：陈逆（匚古）、陈逆 （簋）、陈曼（匚古）、陈喜壶，等。陈逆，《左传·哀公十四年》载有“陈逆杀人”、“陈逆请而免之”，可证。陈曼（匚古），即田襄子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有“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可证。田齐建国以后，还有了明确纪年的礼器铭文，其中以“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最为著名。“陈侯午”，即太公和之子齐桓公，“十年”、“十四年”，分别为公元前365年和公元前361年。

齐系量器铭文是战国铜器铭文中独特的品类，载有许多容量和重量单位，是研究这一时期度量衡方面的珍贵资料。据清末金石学家吴大瀓《愙斋集古录》载，清代咸丰年间，在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著名的齐国铜量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钅和）”。“釜”、“钅和”为计量单位，十升为一“钅和”，百升为一釜。这三件齐量器上均刻有铭文，以子禾子铜釜最为详尽。其内容大意谓：关口上使用的量器应以仓廪的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如果有人将其容量加大或减小，就要依法惩处，云云。这一篇齐量器铭文，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度量衡管理的法规条例，它具体反映了当时量器标准的校定和对违规者处罚规则，等等。陈氏新的计量单位有升、（钅和）、釜、钟，皆为十进位的，这比起齐国先前的旧计量单位：升、豆（四升为一豆）、区（四豆为一区）、釜（四区为一釜）、钟（十釜为一钟），显然是有所进步（丘光明《试论战国容量制度》，《文物》，1981年第10期）。

齐国兵器铭文最为发达，数量大，品类多，这与齐国重兵尚武的风习和军事兴国的传统不无关系。齐兵器铭文，多为铸造而成，铸款的铭文较规整。字体结构，体制宽博，行笔粗犷。因此齐兵器铭文虽数量多，但每件的字数却较少，这是齐兵器铭文的一大特点。齐兵器铭文格式较简略，字数很少，有的仅记地名。例如：阳（二戈），山东沂水、平（阝金）（阴） （三剑），山东平阴，等等。有的在地名后，间或加上“造戈”者，例如：“高密□（造戈）”等。有的地名还附有里名，例如“成□（阳）辛城里鈛”（二戈），山东莒县，等，这为齐兵器铭文所特有的格式。有的地名后，往往还缀以“左”、“右”，例如：“城阳左”(戈)，莒县；“昌城右”（一戈），淄博东南，等等。显而易见，“左”、“右”应为“左戈”、“右戈”之省略形式。（《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2页）

齐系货币铭文，以刀币文最有名。刀币，取像于刀削之形。《管子·国蓄》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管子·山权》曰：“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凡此等等，足见齐地为刀形货币的发祥地和主要流通地区。齐刀币的面文主要有：“齐夻(大)化”、“齐之夻(大)化”、“齐之化”、“节墨夻(大)化”、“节墨之夻(大)化”、“安阳之夻(大)化”、“齐返邦（立长）(长)夻(大)化”。“夻化”，为齐刀币铭文的专用术语，旧读为：“法货”。在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目录》、裘锡圭的《战国货币中的市》、吴振武的《战国文字铭文中的刀》诸文中，均将“夻化”，读作“大刀”。“节墨”即“即墨”，“安阳”即曹县，均为齐鲁古地名。有的古钱币专家将“齐返邦（立长）夻化”刀铭中的“返”字，或释读为“建”，或释读为“造”，从而与姜齐建国相联系，并认定其为齐桓公称霸时所铸行的货币(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推究》)。何琳仪先生则从齐刀币的铭刻风格和形体加以分析，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类刀币时代提早到春秋中期之前。刀铭‘立长’亦见于战国（厂驫）羌钟、中山王鼎、长安库戈、长安布币、行气玉铭、古玺等，是典型的战国文字。‘立长’之所从“立’作‘□’，亦见田齐古玺‘陈□立事岁安邑亳釜’(1)，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因此，这类刀铭不但不是春秋齐桓公以前的文字，也不是春秋姜齐文字，而只能是战国田齐文字”（2）。所论为是，本文从其说。

战国末期，齐国受秦货币影响，铸行了一种圜钱，其形扁平而圆，中有方孔，外有框，币面铭文有“賹化”、“賹二化”、“賹四化”、“賹六化”四类（3）。这种齐賹化圜钱，专家鉴定为战国末期齐襄王复国以后所铸行的货币。有的学者将“賹化”，释为“今山东寿光县西南益城所铸”（4），可为一说。齐圜钱往往与齐刀币同时出土，这说明二者之间有子母相权的兑换关系（5）。

上述可见，齐国货币文字具有简明扼要、文省意明的特点，多者五、六字，少者二、三字，这表现出齐国货币在铸造、流通和管理方面是十分严谨的，有着比其他各国更强有力的管理制度和统一措施。

玺印、符节铭文，均为古代作凭证的一种信物。《说文》曰：“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玺，籀文从玉。”其实许慎的解说与战国时玺印的实际不尽相合。齐系玺文，“玺”亦作“土尔”、“鉨”等形，且尊卑均可使用，并非“王者”专用。只是齐官玺印面一般比私名玺印大一些而已，文字也较多些，因此其史料价值、文字价值也比较高。齐官玺印文风格特异，较易辨识。其玺印面通常呈方形，多为白文，其字形粗犷。其形制也很特异，有的在印面上方有突出，呈“凸”形，有的在印面上、下方均有突出部分，呈“□”形，如“齐立邦鉨”、朱文“左桁”诸玺印（《古玺汇编》），均属于此类形制。

符节也是古代作为凭证的信物，有兵符、虎符、马节等。战国时，唯秦国有兵符铭文，而齐国有马节铭文。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就著录了一件罕见的齐国马节铭文：“齐节大夫五幸”，可证。

齐系简牍文
简牍是竹简和木牍的合称，既指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又指在这种材料上书写的文字。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是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竹简文字取竹为材，既经济，又方便，远胜于金石。因此竹简便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用竹者曰“册”（策），一根竹片叫做“简”，把多根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简策”，“策”意与“册”相同；一块木板叫做“板”，写了字的木板叫做“牍”，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尚书·金縢》曰：“史乃册祝”；《尚书·洛诰》曰：“王命作册逸祝册”；《尚书·顾命》曰：“命作册度”。以上“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仪礼·聘礼》曰：“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书瑁于方”。《周礼·春官宗伯·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以方出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於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礼记·中庸》载：“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字多者编简而书之，字少者书于方。简贯以绳，而方不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曰：“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管子·宙合》云：“修业不息版”，“圣人著之简筴”。修业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版，版牍。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简筴，即简策（册）。王充《论衡·量知》载曰：“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又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可见，简策一般为长篇著作或文字，而版牍则主要用于记录物品名目或户口，也可画图和通信。

据考证，在公元前1300多年（商代末期），我国就已有了简策，后世一直沿用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其间以春秋到东汉末年最为盛行。东汉以后逐渐为纸写本所代替。

迄今发现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期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

齐简牍文，西汉时，人们曾在中原地区发现过战国齐竹简“壁中书”(6)。后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才有大宗的考古发现。1972年，考古工作者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一号墓葬中，发掘清理出残乱的齐简牍4900馀枚。这批简牍文字的内容，多为论兵著作，诸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其中有与通行至今版本略有差异的论政诸子书，如《晏子春秋》等，还有一些是至今未见著录的其他杂著。在这批齐简牍文字中，尤为令世人瞩目的是《孙子兵法》残简200馀枚，载2400馀字，其中有《孙子》残简13篇，《孙子》轶文残简4篇。还有题为《吴问》的残简9枚，计250馀字，记载了孙武与吴王阖庐的问对之辞。同时，还发现了失传一千七百馀年的《孙膑兵法》书简240馀枚，6000馀字（7）。依据最新整理，山东银雀山一、二号西汉墓，共出土竹简7500馀枚，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先秦典籍。其中《孙子兵法》竹简233枚，分上篇十三篇和下篇佚文五篇；《孙膑兵法》竹简222枚，为16篇。
而木牍则是与竹简质地形体不同的书写材料，是由长方形木板制成的，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称“牍”，或称“版”，亦作“板”。《论衡·量知》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也发现了一些记篇题的齐木牍文字。《孙子兵法》篇题，即为木牍文字，是由六块碎片拼成的，原先许是缚在盛竹简的书囊之外的。所记的内容似为13篇的题名，共列三排：第一排因残缺过甚，已不能分辨了；第二排似分为五行字；第三排分为五行字，清晰可见（8）。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这批齐简牍文的字形方正、扁长不拘，笔画肥瘦浓淡，横笔、撇、捺有波磔，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提按顿挫，有轻重、刚柔、疾徐之变。字形体制基本保持了秦隶的一些特点。例如实现了汉字笔画化，将小篆圆转弧形的线条，变为方折平直的笔画，基本上摆脱了汉字的象形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符号化，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9)，其笔画也进一步地简化了。但秦隶毕竟是从古文字脱胎出来的，因而个别字画仍有篆意，还保留了一些篆书的痕迹。

以上这些齐简牍文字虽出自无名书手，但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书写风格多样，从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也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注释：

（1）《玺汇》0289、（2）、（3）、（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85、87、88页；

（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6）《汉书·艺文志》；

（7）、（8）山东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部分竹简照片、摹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木牍照片、摹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8、128－131、14l页；

（9）《鲁迅全集·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