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曹雪芹在江南生活之年

作者：徐恭时
曹雪芹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江南生活了多少年?这个问题关连到雪芹生年的考断，红学界在参证探索中有两种不同见解：一说，他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雍正六年六月间，雪芹随祖母等离别金陵老家北去燕市。据此计算，在江南共生活了十四年。一说，他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照上记回北京年份，仅系五岁。关于雪芹生年问题的论辩，迄今未获一致意见，主要由于未曾发现记载雪芹生年的直接材料⑴，分别据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题下注文“年未五旬而卒”，及敦诚《挽曹雪芹》诗首句“四十年华”，而以卒年逆推计算，产生两种异说。《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世界学”，可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迄今连“生年”也难考明，论辩又难统一，未知何时能够解决。真为之“几回掩卷哭曹侯”! 张宜泉与敦诚，都是雪芹的朋友，各有交往诗留存。有人说，照社会生活的一般情理，同时代相交较密的友人，对雪芹的确实年龄应该知悉的。岂料雪芹卒后的甲申年⑵，这两位友人，各在挽诗中述雪芹存世之年时，却产生明显的矛盾。两种异说，使今人困惑，难以论定。究竟张宜泉与敦诚的异说中，谁人确切，如果单从两个数字来继续引论，会愈谈愈远。也有人说，在雪芹逝世之年，其友人论其年岁，尚且分歧，时隔二百余载，恐“悬案”难解，考芹难矣哉!所以有的研究者另寻蹊径，找各种旁证史料；其中有从雪芹与宜泉、敦诚两人交往深切来分疏，亦有助于解决问题。但不宜空言谁亲、谁疏，应有例证，才能使人相信。如果多搜寻各种旁证史料或口碑，再结合异说，综合分析，看看哪一说比较近实，期使雪芹生年问题，有朝一日，获得初步论定，当属红学界之幸事。笔者是采用雪芹诞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之说的。曾草《曹雪芹在江南生活之年》短简⑶，试从雪芹早年生活的七个方面作一些印证分疏，归纳之语，认为他早年在江南生活了十四年。这一浅见，并非新论，研究者早已提出，并有很多文章同意此说，拙文仅是助证材料而已。文中举“四十年”之数，认为是“举成数”，略引两例以证，这是整个分疏中的小证，非全文主论。至于“官年真年”之材料，祗是说明社会上有此习俗。曹天如可确定为雪芹谱名，那末谱记“官州同”或许与“官年”有些纠葛吧!此事下面要说。在拙文刊出后，陆续又见及一些资料，也看到一些论辩文。觉得上文未曾申说清楚之处，需要补说；一些新见材料可作补证。分述如下：

一、朋友年龄，是否都能确切了解。这个问题，似乎不能用今人的友谊关系来推断古人，宜找封建社会生活中有关材料来观察。从某些史料看，朋友之间，对于彼此的年岁并非都是深悉确知的。现在举一个重要事例作证：敦诚的生卒，在《爱新觉罗宗谱》里有记载：他生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三月初一日，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十一月十六日，存年五十八岁。从敦敏所撰《敬亭小传》的有关年岁纪事，与《宗谱》印证相合。可云史料明证。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照此存世之年，如若新撰《敦诚传》，或可写作：“年未六旬而卒”。敦诚卒后，倘如请友朋写墓志铭或诗文集序言，撰者如于被传序者有不了解处，请者一定会明确告知的，生卒年月问题，必也明述，这常理易明。写挽诗与写诗文集序言情况相似，如果要记及死者年岁，应据了解以写入。可是了解不等于深知。事情也颇凑巧，就在敦诚卒后不久，有文字记述他的存年时，偏偏产生了问题。敦诚卒后，他长兄敦敏搜集二弟遗作，嘱人汇抄成帙，见于敦敏批语。他的堂弟宜兴(字桂圃)助编而付诸枣梨，即今流传的《四松堂集》五卷刻本。在刻印前，桂圃请当时著名学者、考据学家纪昀写了一篇序文，刻在卷首。从“纪序”内容看，桂圃时任仓场侍郎，与纪昀有交谊的。“纪序”叙述敦诚的生平种种，也属信史，文字写得很恳挚，不是泛泛的酬应文。这些史实，或是桂圃提供给纪昀的，或是纪昀自己早悉的。但“纪序”中提到敦诚的存年时却说：“又甫得一官，即投闲色养；中年坎坷，哀乐损人，未能一展经纶之才，以发其崇论闳议。且天不假年，甫五旬余而奄化，未能如放翁、诚斋吟卷积至万篇，皆天之所限，非人力所能及”⑴——这里的“甫五旬余而奄化”一句，就是敦诚卒后不久，纪昀所知他实际存世之年而笔之于文的。按：“甫”字，《玉篇》释“始也”。辞书引《周礼·春官小宗伯》“甫𡪣亦如之”作例证。《古汉语常用词典》释作“开始，刚刚”，引《汉书·匈奴传上》“伤痍者甫起”。又《汉语小辞典》释作“方才、刚刚”例“年甫十岁”。根据这些对“甫”字的解释，回看纪昀序文中道敦诚的存年，就可以译作：他方始五十多一点的年岁，就逝世了。—— 诚想一位已五十八岁，将近六旬的逝者，怎么能说他五十多一点呢?为什么纪昀要为敦诚“ 减寿”呢?在与雪芹同时的友人用文字叙述故友年岁，会不会不符合实际情况呢?这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于朋友的年龄，并非都能确切了解的。用散文体写的存年，尚且如此，诗句用词有些不是确数。宗谱、志铭等尚且存在误记，能说诗句绝无误记吗?这个问题，我还请教了研究文字学的老先生，他们对纪昀述敦诚存年这句话，认为照文字直解，应指敦诚存年五十一、二岁；若五十五岁，就不应这样着笔；如果五十八岁，这句话完全不合了。由此及彼，则敦诚挽雪芹诗中的“四十年华”，不宜看作定论，因为已出现相异材料，这就更需要进一步考察雪芹与宜泉、敦诚交谊亲密关系，来作分疏助证。

二、从雪芹与张宜泉、敦诚交友谁密切，来判断两说孰是。雪芹存年问题，既有两说，孰是孰非，论断为难，有的研究者就想从其他方法来探究，分析交友关系亲疏，用以衡量所记可靠程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徐复观著文①中说：“( 敦诚与张宜泉)并且同是雪芹的朋友，但对雪芹的年龄，有两种不同估计，我们便应考查谁与雪芹的交谊最密切，谁的估计便较可靠。”此文结论是：“敦诚是与雪芹友谊较深，所以其言可信。”这个看法，少数研究者持论相同。赵冈先生为此写了《曹雪芹生年之再商榷》一文⑵，广引有关史料，作了较深的剖析，对上项论点进行论辩，全文有八千余字，由于此文见者较少，现节引文中标题，并酌引片断文字于下，以见一斑。对弄清雪芹生年问题，或有用处。 1、“一般来说，两个人的友谊深浅，与两人所处的环境有关。”文中分别引列雪芹与张宜泉两人的家世、生平材料，认为“雪芹与张宜泉两人的身世如此相同，眼前环境又如此相同，能结成知己，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2、“交友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年龄相近。”文中论述：“雪芹卒时，敦诚才虚岁廿九岁。即使按‘四十年华’的说法，雪芹也要比敦诚大十来岁。……所以我们可以说，敦诚与雪芹是标准的‘忘年交’。有忘年交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情形下，彼此可以互相来往，诗文唱合，论学问道，但有一件事必须避讳的：那就是不便彼此问年龄。……从表面上看，两人年纪悬殊已是明显之事，如果敦诚再认真追问雪芹‘老兄贵庚几何?’岂不令人发窘。因此，尽管敦诚知道雪芹很多事，但他对雪芹年龄所提供的情报，也许不可靠。敦诚使用‘四十’ 这个整数，可能正表示他对此点不敢肯定。张宜泉说‘年未五旬而卒’，则比较确定。在数学上讲，从零到四十九，都是小于五十，但在实际应用上，‘年未五旬’通常是指四十七至四十九之间，范围很小。” 3、“从各种线索看，雪芹与敦诚、敦敏二人之交往，主要是文字之交。” 4，“张宜泉有一首《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之诗。张宜泉与雪芹二人到荒郊散步，到烟林废寺赋诗唱和。二敦与雪芹就未曾相知到这个地步。”这个问题，笔者另有考索 ⑶。 5，“从诸人的诗句中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线索，说明彼此友谊的深度。”文中分举两敦与张宜泉有关雪芹诗句，作了剖析，证明谁与雪芹交密。答案是张宜泉。文章最后还详细分疏了敦诚诗句的改动问题。从全文看，雪芹与张宜泉的关系比敦诚为密切，因此，用宜泉诗题注文，定雪芹生于一七一五年。笔者所以要引赵冈先生的论文要点，由于此文分疏雪芹生年的引史论证较其他文章有力，可以解决一些单从概念来定谁亲谁疏的问题。因为现在研究文章中仍有人认为雪芹与二敦从小相知，长期交往密切，其熟知程度绝不可能逊于迟至雪芹晚岁才得与之在乡间始认的塾师张宜泉一类相比。这个论点，存在问题，雪芹与两敦“从小相知”并无依据；熟知程度，拙稿及赵文均有分析；曹、张相交，也不是晚岁，雪芹也教过书，怎能把塾师看作低人一等的人物呢?

三、陆游《沈园》诗对剖析“四十年华”的关系。笔者在《曹雪芹在江南生活之年》一文中于第一方面为分疏“四十年华”的诗句，是确切纪年，还是仅举成数?其中曾引陆游《沈园》诗：“梦断季消四十年”再证陆游生平史料，说明陆游与唐婉遭婚变后，初遇于沈园，距此诗写作时，已相隔四十五年，故知此“四十年” 是举成数。由于原始材料较多，未予引述，只写了一条注解。这个相距时间问题是否确切，可否作为“举成数”之一例，似宜稍引原始材料，使事实更清楚些。于北山著《陆游年谱》： 1、一一五五年，宋绍兴二十五年乙亥，陆游三十一岁。“务观初娶中表唐氏，伉俪相得而为姑所恶，迫于母命，忍痛仳离。……曾于春日出游，相遇于沈氏园，务观赋《钗头凤》以寄意，据各家笔记所载，盖本年事也。”他在谱注中引了不少材料，于氏爬疏论析，才予考定确年。如宋周密《齐东野语》中记放翁相遇唐氏于沈园赋词，“实绍兴乙亥岁也。”又提到《沈园》诗时说：“盖庆元己未岁也。未久，唐氏死。” 2、一一九九年，庆元五年己未，陆游七十五岁。谱文：“春季，赋《沈园》诗”，注文引见上项年份事。又朱东润先生选注《陆游选集》，《沈园》两首的按语说：“庆元五年，陆游七十五岁，家居山阴，作此诗。这两首诗是追怀他和唐婉在沈园重逢而作。”又《钗头凤》词注及他的另一部著作《陆游研究》也有与上引年谱纪年相同之说明。于、朱两氏的学术著作，史料性强，考证严密，似不容置疑者，是否由于此《沈园》诗之 “四十年”三字是举成数之一例，影响对敦诚“四十年华”的考订年岁，看作两氏考证有“ 虚诞”之处吧! 如果采用陈鹄《耆旧续闻》记述材料，则陆游写《沈园》诗距赋《钗头凤》词，将相隔四十九年，更难否定“举成数”之例。四、雪芹的谱名问题与生年的关系。曹雪芹的生父是谁?研究者或云“曹”，或说“曹俯”。笔者曾写过《曹雪芹的父亲是曹俯吗?》短稿⑴，初作分析，也提出了《辽东曹氏宗谱》十四世列“天佑”一名，下注：“子，官州同”。(《氏族通谱》记：“曹天，现任州同”。)这个“曹天”是否即雪芹的谱名，短文中未详析，有另稿专考而未刊。程靖宇先生曾考曹天佑即曹沾即曹雪芹的问题。王利器先生为此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曹沾》的考证文章，已经发表⑴。这是一篇近年重考雪芹生年的新作，论点新颖，立论亦颇有力。他结论说：雪芹父为曹，母亲马氏，遗腹生子，生年为一七一五年。如果曹天即曹沾谱名的论点，在红学界获得基本同意，而得以成立，雪芹生年问题也可顺此解决，则“四十年华”之诗句可明确是“举成数”，也不需再化楮墨了。五、《红楼梦》素材来源与曹雪芹早年在江南一带活动的关系。《红楼梦》的故事从姑苏写起，又写了金陵旧宅，扬州巡盐御史等等一系列江南的人物与事物。“辛苦才人用意搜”，这些作品素材，来源何处?是雪芹回到北京，过了十几年后，听人讲起的呢?还是他早年在江南生活中“亲睹亲闻”中摄取的?许多论《红楼梦》创作的文章，认为写江南素材，有其生活的基础。不是仅属听闻之词。但这里却存在问题。如果照“四十年华”说的推断，雪芹在江南只生活了四年(虚龄五岁)，除去雍正六年曹家已遭抄家不计外，从襁褓到自己行走，只是三载，这样幼小的孩童，于江南种种，不可能留下深刻印象，能记忆的只能是童年的戏乐而已。如果照这些论断年岁，《红楼梦》中的江南素材只能得诸传闻。与作品实际描写不相吻合。如果雪芹去北京时十四岁，(实际生活十三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红楼梦》二十五回中描写一僧一道来看宝玉之病，那和尚接了这块通灵宝玉后，“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转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日的那段好处，可叹你今朝这番经历。”这段作品中的话，特别点出一个“十三年” ；当时是“秦淮风月忆繁华”；今朝是“燕市悲歌酒易醺”，以此与上段文字中的“当时” 、“今朝”的含意，也不无巧合。作品开卷处有：“作者自云：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说明作品中存在作者的自己生活经历，而“十三载”之字眼，在作品中不止一处提，其中寓意，可供思索，这与江南实际生活的十三年，似有存此立照之意。据上项分析，再结合雪芹少年时在江南一带活动的口碑传述，也可供参证。这方面材料，笔者在前发之文中已有部分记述，近刊之稿⑵，又作了增引，这里不重录。据悉清人的一本笔记中，抗战前苏州的一张报纸上，都有记述雪芹早年游苏州之事，如能发现，那就有文字之证，当不致再认为口传不足凭信吧?而且雪芹江南生活之年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了。补说以上五点后，简作归纳：(一)张宜泉诗注中雪芹“年未五旬而卒”的话，是可资取信。笔者结合其他材料考察，或许所记年岁，还有不足。(二)敦诚挽曹诗中的“四十华”，由于了解未深，故举一成数。(三)雪芹谱名曹天之说，如果可以成立，他的生年也可初步论定。

这些拙见，仍归结为曹雪芹在江南生活了十四年。如若今后能发现直接记载雪芹生年文字，与此全异，我当放弃旧见，遵从新资。

参考文献：

⑴雪芹传记迄未发现，以致对于他生平的情况，只能凭一些断片材料进行分析，产生种种异说，每个问题都论辩难定。据悉：清人某一笔记上，抗战前苏州某一报纸上早有记载雪芹早年在苏州活动的材料，希望有心人加以发现。 ⑵雪芹卒年，过去有壬午与癸未两说，近有人提出甲申说。笔者另有一稿，论他卒于甲申，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二辑。过去文中同意癸未说，现予修正。 ⑶此拙稿，包括在《芹红新语》中，刊《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年第一辑。 ⑴见刻本《四松堂集》序文第一叶下。 ⑴徐复观撰《赵冈〈红楼梦新探〉的突破点》，载《明报月刊》第六十九期。 ⑵赵文收在《红楼梦论集》第十三页。 ⑶拙文《有谁曳杖过烟林》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论述雪芹同宜泉信步的废寺名广泉寺。赵文中未考出。 ⑴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 ⑴载《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年第四辑。 ⑵拙文《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有关材料见第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