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的文化建树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诗文创作外，他在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也是举世皆知的。其经史不分的思想影响颇大。许衡有着文史兼融的知识结构，并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这种主体优势，60多岁时为太学教学需要创作了由27首诗组成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概括性地记述、评价了自唐虞三代至金27个朝代的历史“歌”，可歌可咏之谓也；“括”，对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概括。这一组诗，既是史，又是诗，同时也堪称咏史诗。四库馆臣评许衡的《编年歌括》云：“其编年歌括，尤不宜列入集内，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议论宗旨，亦颇赖此编，以存弃其芜杂，取其精英，在读者别择之耳，其文章无意修辞，而自然明白醇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别集类一九．鲁斋遗书》）此{仑虽站在正统的学术立场上，说《编年歌括》的形式不符合规范而不应辑入文集，但也注意到它的思想价值，并认为许衡编年歌括与其散文一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许衡对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进程的总体看法在组诗中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通变”意识。许衡《编年歌括》虽然是各个朝代独立成篇，却深深地隐含着“通变”的思想。他以通与变的关系来阐说朝代变更的原因，并指出这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源都是“数”。许衡认为：“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逊，而不能使己之无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鲁斋遗书．语录上》卷一）
第二，“数”与“变”的关系。在《唐虞》中，许衡以尧舜“官天下”与夏的“家天下”形成鲜明对比，并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尧舜有子之不肖”，于是尧舜乃从不通中寻求变化，因此便会有“禅让官天下”，产生“禅让制”。许衡把这种通变的认知思维贯穿于整个歌括中，但将朝代变迁原因暗寓于各断代史的吟咏、述诠中。最后，许衡提出这些变迁都是符合“自然之数”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元朝统治者提供了历史依据。蒙古灭宋金，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政权，元王朝同样是符合“变通”之理的，具有正统地位，“天眷地顾，笃兴我元。四海会同，本枝万年”（许衡《稽古千文》）。
第三，较开放的正统观和民族观。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蒙古统治者对“正统性”的观念特别敏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治国施政的方略上，也反映在修史及史学意识上。许衡作为由金入元的大儒而能够较快地接受这一历史变迁，说明其思想意识中并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认为“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干载亦皆人”（《病中杂言》），华夷是本同末异。《编年歌括》宣扬了正统、非正统的区分标准不是夏夷之别而是政权是否合于“数”的理念，认为蒙古虽为异族而元朝则是合于“自然之数”的政权，当为正统。而对于汉与鲜卑、匈奴混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李唐王朝，《唐》诗中更予以肯定：
李氏建极临九有，纪年三百八十九。
神尧太高中睿玄，肃代德顺承其后。
宪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继守，
总来二十一称尊，高后一朝为武后。
“建极”、“临”、“神尧”、“称尊”都是组诗中其他作品所用极少的字眼，带有极大的权威性和肯定意味。由此可见，许衡也是在向本朝统治者昭示着一种道理：依照唐制行汉法应是开明的统治政策《编年歌括》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段和技巧等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堪称中国古代咏史诗的上乘佳品。
组诗体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这一点，既表现在所有诗作的总体编排上，也表现在每一首诗的具体文字中。许衡将27首诗以编年形式排列起来，按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依次叙述、评论了上自唐虞，下迄金代历朝的史事，“始自尧戊辰，终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内减三十四”（《总数》）。作者以宏大的历史眼光，纵观3600年的历史，纵论27代的兴衰成败，描述和评价了元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使组诗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每一首诗，也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内容囊括整整一个朝代的兴亡变迁。许衡编年歌括中使用的时间性数字，可谓空前之多。每首诗中都交代了该朝代存在的时间，有的还明确指出历经几帝，传了几世，如前举《西汉》的前两句“西汉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龄”；《东汉》：“东汉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些数字难免有所偏差，但总体看来还是基本准确的。
组诗中，除《总数》外，最长的《周》98字，最短的《北齐》，仅l6字。语言的精炼并不意味着牺牲作品内蕴的丰富性，恰恰相反，正是言简意赅的文字体现出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性。如《唐》，有唐一代，具体事件何止千万，但许衡用史学家的眼光进行选择、提炼，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勾勒出其大致进程，包括该朝代存在的时间、经历的帝王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
在素材处理上，组诗还特别强调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不仅表现在充分尊重历史，所述史事皆可核之于史书，绝无臆造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历史事件、进程和变迁的认识态度上。《夏》首句“姒夏继有虞”，何以称之为“姒夏”?《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日：‘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王莽篡汉本是许多士人不愿承认的事件，但许衡却在《东汉》、《西汉》之间将“新室”作为一个朝代正式列出，虽否认其正统性，却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唐》“高后一朝为武后”句，既不像某些正统史学家那样讳言其事、掩饰史实，也不因武后曾改国号为“周”就将之单列为一个朝代。
组诗还体现出通俗性的艺术特征。这既反映了作者为教学需要而创作的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学世俗化的倾向。“歌括”的形式本身就带有一些民间歌谣的色彩。而且这27首诗中，绝大部分是五七言诗，但还包括6首六言诗和1首四言诗。六言诗和四言诗独特的结构韵律也使得这类作品诵之如歌谣般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六言诗如《西晋》：“西晋武惠怀愍，四叶五十二年。司马乾纲解纽，五胡割据中原。”四言诗如《北齐》：“高齐五传，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后幼失国。”所用的语言简约流畅、平直如话、通俗明白，几近口语，读来全无晦涩之感，皆朗朗上口，便于理解，便于记诵，正适应作者在太学教学的需要。
组诗还有一特点，即大量地运用数字、干支以及帝王庙号，并在不同诗中运用相同的字，如《魏》“曹魏合五主”的“合”字又见于《陈》“陈氏合五朝”，《秦》“三世都经四十霜”的“霜”字又见于《东西（魏）》中“一十七霜元氏灭”。这些字本身的意思已是十分明白，在不同诗中重复使用就使得诗歌更加通俗易懂，全无滞障。并且，许衡还以散文句法入诗，进一步增强了诗的通俗性，如《大辽》“九传耶律之辽”。
诗歌对音乐性和节奏性有着特殊的要求，《编年歌括》也体现了这一点，十分注重平仄韵律。组诗采用的诗体包括五绝、七绝、六言、四言和排律。不同的体式和韵律造成诗歌各自不同的语势、风貌。排律如《周》“姬周三十有七王，历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厉宣幽，十有二朝居镐邑。东都二十五相传，五百一十五元日。平桓庄禧惠与襄，项匡定简灵景继。悼敬元贞并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显与慎靓及赧王，厥后秦人并王室。”气脉贯通，一气呵成。绝句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体制短小，意味深长。六言诗和四言诗略近歌谣，每句一顿，简洁有力，朗朗上口。
诗歌的语言还要求精炼概括，意味深长，重在表现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编年歌括》语言的精炼是和表意的丰富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整个作品语言含蓄隽永、词约意丰的特色。《蜀》首句“刘蜀炎汉裔”，五字即交代清了刘氏父子与大汉王朝的血脉联系，暗示了正是这种血脉联系使得刘备可以由织席贩履起家，号召天下，成就帝业。《秦》“秦人灭周自昭襄”，仅一句话而事件因果立现，同时还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组诗在运用“春秋笔法”方面也很有创意，于一字之内暗寓褒贬。《新室》“王莽号新室，窃据十四年”，一个“窃”字，足见作者对王莽以人臣身份僭越称尊的不齿；《周》“秦人并王室”，一“并”字，表现出作者对于秦国统一天下是持认可态度的。他并不因秦曾为周之属国而以秦为逆，也不因秦行暴政而抹杀了秦的历史功绩。作者的历史观虽未脱离正统论的轨道，但带有发展的、前进的性质。如前文所述，他坚持认为“秦人灭周”而非“秦灭六国”，始终以周王室为天下之主。这样就使得诗中所含意蕴更加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使人反复品味。
许衡是文人、学者兼诗人，他对历史的观照是以历史家的宏观视角和学者的深邃认知为基础的。因而他的诗将审美时间和审美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独特而深沉的历史感。《蜀》有句云：“刘蜀炎汉裔，二主据成都。四十三年后，山川入魏区。”纵是四十三年的历史过程，横是巴蜀大好江山。二主煌煌帝业，顷刻之间尽入“魏区”，无须追问兴亡到底是因何人何事，一瞬间江山易主的悲凉和凄怆即刻呈示在读者面前。再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五十九年的孙吴基业，最后换来的是铺满洛阳道上的青苔，展现了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悲怆感的审美世界。
组诗善于运用审美意象来增强诗歌的审美效果，形象化地传递丰富的思想意义。《秦》“胡亥子婴俱不昌，三世都经四十霜”句，《东西（魏）》“东魏孝静不再传，一十七霜元氏灭”句，都以“霜”代“年”，使文字更加形象。叙述朝代兴亡，用一“霜”字，顿使全诗一片清冷，给人以凄凉衰败、无可挽回的感觉，产生出强烈的审美效果。《梁》“五十五番春”也是运用审美意象来创造类似的审美效果。
《编年歌括》还善于使用典故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和情感。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典不仅精确，而且明白易晓。《魏》有句云：“曹魏合五主，文明齐高章。祸稔萧墙内，四十五年亡。”《论语》载：“子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曹魏政权被司马氏篡夺，乱自内起，实是“祸起萧墙”。这个典故的使用恰到好处，形象贴切，韵味深远，而且是士人常见常用之典，不会给人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这组为教学需要而作的《编年歌括》不仅具有“寓史于教”的实用性和目的性，还有“以诗达意”的文学观赏性。它们形式通俗，语言平实而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底蕴和深刻的审美内涵，寓理于情，寓情于史，针砭人物，评骘史实。作品不只是在述史、咏史，而且是用充满音韵美、意境美的诗化的语言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哲理。
许衡的《编年歌括》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对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有一定贡献。这一形式历史上早具渊源，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代历史学家班固叙述“太仓令”之女缇萦上书救父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史诗。诗末“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既是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这首出自史学家之手，用史笔所写之诗，以记史叙事为主，“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仅于篇尾稍露作者倾向，南梁诗歌评论家钟嵘认为它“质木无文”（《诗品》），而清代学者何焯则称其为咏史诗的“正体”（《义门读书记》卷四六）。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咏史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情况。西晋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借史事抨击当时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倾吐了对寒门之士被压抑的不平和对权贵士族的蔑视，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托古言今，借古伤怀，创造了咏史诗的新范型。左思改变了班固咏史诗专一叙事的模式，取得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对于班固咏史诗之“正体”而被称为“变体”，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班固“质木无文”的“正体”到左思借古咏怀的“变体”，咏史诗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叙事到借事抒情，由“质木无文”到典丽华美的过程。后来的咏史诗多沿左思一路发展而来。晋陶渊明的咏史诗即是借史以咏怀。
至晚唐，咏史诗又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情感旨归。晚唐咏史诗以李商隐、杜牧为冠。他们在史事的叙述中融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想抱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李商隐诗《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同时，由于身处末世，他们在咏史中抒发的感情也染上了末世特有的感伤情调。杜牧就曾多次追述大唐盛世风光，流露出强烈的今昔之感叹，如《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之句。而被金圣叹称为“唐人气尽之作”的郑谷《慈恩寺偶题》，更是满纸的荒凉衰飒。元代咏史诗在内容上更侧重于对宋代统治进行政治批评，对赵宋朝廷的兴亡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既是以史为鉴，又是借古论今，如刘因的《白沟》，在史实的叙述中表达出诗人的政治观点，流露出诗人矛盾、复杂的心情。
许衡的《编年歌括》继承了咏史诗叙事、抒情和评论的传统，并融三种艺术元素为一炉。许衡为适应当时教学对象和内容的特殊需要，创作的这组独特艺术个性的诗歌，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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