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宗元《永州八妃》审美心理透视

作者：王峰
论文关键词：柳宗元  《永州八记》  审美心理  审美主体
论文摘要：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被贬谪文人在放逐过程中独特的审美心理，这种心理主要体现在作品中对物之奇，景之幽，境之清，造物之出神入化的诧异与惊叹。由此，审美容体成为审美主体心理感受的投射物，审美心理也因客体的变化和自我积极努力的调整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层次，这种心理变化又决定了对《永州八记》景物的不同印象。在这种心理透视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的心理由不平衡、不稳定渐至冷静、和谐统一。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继承六朝山水游记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的作家主体意识，是为此类文学的顶峰之作。其山水游记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被贬永州期间的文字里，《永州八记》则又是其中的精品。这组小文章之所以引人注意并成为经典，在于作者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在被朝廷放逐和自我放逐过程中独特的审美心理，这种心理主要体现在《永州八记》中对物之奇，景之幽，境之清，造物之出神人化的诧异与惊叹。

一般认为，文学审美心理往往会随着文学创作主体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状态而发生变化，可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与主体经验之间是平衡的。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并不是重点指作家在年龄推移过程中文学性格发生的变化，更多的是阐释作家主体在生命体验发生变化后所带来的文学审美心理的改变，只不过在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里，杜甫把这个变化过程用“老”字来替代。柳宗元也是如此，以被贬官为界限，前后生活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早在进士及第之前他就有不凡的表现，“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Il。二十一岁登进士科，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这种志得意满的情况下，求进之心更为勃发。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田。此时我们看到柳宗元的文学所传达的审美性格是积极进取、外向激烈的，正如后来自己的回顾评价“少年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啊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经历的正常心理反射。而同年(805)十一月，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从人生的至高点坠人万劫不复的深渊。唐代时永州地处荒僻，自然条件恶劣，文化落后，“地及三湘，俗参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际”州；“涉野则有蝮虺大峰，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疳”。加之同朝改革的知己王叔文被杀，王丕病死贬所，母亲因不适应此地环境而很快病故，这些状况极大地刺激了柳宗元“恒惴栗”的心灵。“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绳索，处则若关桎梏”。心理学家认为，人在极端的压抑与焦虑中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的条件式反射，一般会让刺激物呈现出偏离原先面貌的特征。那么，此刻自然界的山水在犹如笼中困兽一样的柳宗元眼中就会一定程度地偏离本身固有特点。当然柳宗元和大多数传统的文人一样，具有探索自然、体验自我生命极致的个性情怀，这就使他从初至永州时的巨大精神沦落中渐渐清醒过来，自然而然地亲近这些异地的风景，以暂时消解内心永远也无法释然的郁闷和痛苦。“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日与其徒上高山，人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理背景下的产物。

同时，《永州八记》所描写的皆是永中不被注意的风景，“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可柳宗元在遭遇这些风景时很直接明了地表达了他的诧异与惊奇。在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在居留了数年后，永州之山水他应该是很熟悉的，可在远望西山时仍有“异之”之叹，其后便“过湘江，缘冉溪，斫榛莽，焚茅筏，穷山之高而止。”在遭遇钴铒潭和潭西小丘时，他更是除了异之、奇之外，对这些美景有了深深的怜惜，“余怜而售之”。心中的激动也是难以掩盖的，“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柳宗元的这种情绪一直延续至袁家渴，乃“幽丽奇处”，小石城山，“嘉树美箭，益奇而坚”。此类审美体验背后所支撑的心理活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从永州之人对这些风景的态度来看，这当是些普通，细致的小景。那么柳宗元与永中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正是体现了他在巨大的人生悲感面前的困惑与痛苦，其时柳宗元内心除了漂泊无依、回归无望、甚至有对自我生命的恐惧感外，还有自己不能延续家族冢姓的负罪感，“以是续嗣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唏嘘惴惕……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阎，多重的心灵煎熬几乎把他逼向绝境，那么审美心理在这些刺激下当然会出现极度的变形、偏执和不平衡，使他看到的自然形象自然地不同于常人，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复杂、冲突的状态。由此我们看到，客观景物在投射到文学主体意识中时，其实是发生了内在的“质变”，柳宗元在这种“质变”中找到了自己与这些被弃景物之间的相同关系，所谓同病相怜，其眼中的山水便成为情绪化的艺术形象。

我们知道柳宗元于805年被贬永州，是年三十三岁。也就是在他的政治生命即将走向辉煌的时候，忽然跌人深谷，这对于年轻而又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柳宗元来讲，打击是相当巨大的。在这种生命状态支配下，他的审美心理也因此而受到影响。那些在他身边的平常山水，就成为作家心理感受的投射物，因之被赋予了作家本人的主观认知色彩，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作家极力地表达自己的奇异感觉，就是渴望这些他心目中的美景被关注，以给予与它们平等、恰当的评价，当然作者由景及人，更重要的是想传达希望自己被注意、重视的心灵渴望。这是柳宗元一生执著痴迷于自己的济世理想的心理外化，就是在被朝廷抛弃后，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我们在清晰地感受到柳宗元笔下的这些山水精美奇特，富有诗情画意的同时，也觉出作者胸中荡溢的不平之气，“噫!以兹丘之胜，置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夫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永州八记》中的自然山水除了具有柳宗元所认为的奇特之外，在他眼中更是幽静寂寥的。潭西小丘的“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皆在作家眼底、笔下，“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无所避之”。小石潭“竹树环合，寂寥无人”；袁家渴“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石渠“风摇其颠，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这时的静不同于“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心理体验，也不同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精神感悟，是一种纯粹的以客观景物为心理情绪释放、发泄对象的行为，更多地投入了主观化体验，孤独，落寞，缺少关注。最后柳宗元还明确表达出“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的叹息，柳宗元在这些被弃之景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其审美心理也就激发他与之亲近、对话，在这样的审美体验中，柳宗元对寂寞幽静景致的关注就直接触入到他孤独，无奈，空落的心灵深处，美丽的自然山水被弃在荒远幽寂的穷乡僻壤，作家主体在遭遇到它们时定然会和自己被弃的命运联系起来，主体的审美体验便会发生内在的重组，自然山水因此而成为“蕴含着精神潜流的感性生命体”。由此作家对永州景致从奇之、异之转向了较为冷静、客观的体验，心中的不平之气渐渐被融化在寂寥的山水中，在这种审美心理的变化中，我们清晰地觉察到文学主体在自我心理调适中所作的努力。柳宗元虽能暂时寄情于山水，以消结愁闷，可作为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文人来讲，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理想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因而他在深入骨髓的悲哀体验中仍然在积极地审视、调整自己的人生道路。“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这便是柳宗元在激切、变形、不平衡的审美心理支配下，审美趣味出现异化后，又经过自我努力渐渐走向无奈中的冷静，把刻骨的郁闷和沉痛移至自然山水里面，其作品也因之呈现出幽冷、凄清、峭拔的艺术风貌。

我们也看到，由于柳宗元内心的深悲积怨太浓厚了，作品因此总被“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色彩笼罩着，山水之寂寞与心灵之孤独完全契合，作家努力地把自我融注于山水中，那么自然山水的表现状态也就与自我心灵的变化流程同步了。王国维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小石潭的水质“清冽”，水声“如鸣佩环”，钴镯潭在“流沫成轮”后“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潭西小丘更是美仑美奂，“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真正地达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在这个层面的描绘中，作家的心理层次和前面我们所探讨的就完全不同了。境界之凄清、冷寂也是作家心灵的回应，那么此时的心境则更容易与自然山水达成一致，审美行为所映照的审美心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然而，浓厚的儒家文化意识又深深地植入他的审美意识中，约束着他的审美行为，不可超出一定的“度”，追求适中尺度以达到心理的平衡。所以作家又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审美行为，“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情感指向与审美境界由此达到了和谐统一。

以上，我们看到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的审美体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由作家的深层心理意识所决定的，客观山水也因此在投射到文学主体的意识中时，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心理回应，那么柳宗元笔下的这些山水就具有了浓郁的主体情绪色彩。当然，《永州八记》中所体现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整齐有序的，它是在审美主体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中突显出来的。因而对柳宗元的独特的审美心理透视，可以让读者更饱满地把握其作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