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陶渊明田园诗中思想感情的复杂性

作者：王晓曦　冯延举
[论文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思想感情 双重人格

[论文摘 要]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崭新的内容，淳朴自然的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在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的，这主要是由其深层心理中的双重人格决定的。

陶渊明的诗歌多写于归田之后。诗人通过对无限美好的田园风光的描绘、自然淳真的田园生活的歌颂、自己躬耕同农民友好交往的欢悦心情的倾吐、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的反映，在当时玄言诗笼罩诗坛的情况下，一反玄言诗的脱离实际和枯燥无味，别开生面，以崭新的内容，淳朴自然的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田园诗，从而成为田园诗派的创始人。其诗中充分体现的独特的审美情趣、艺术追求和美学观点以及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奠定了后世田园诗的艺术风格特色，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的热爱

陶渊明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社会的鄙视。诗人着重而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引人的力量。再如《饮酒》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只有当诗人远离了污浊的现实，避开了达官贵人车马的喧扰，回到田园，悠然自得地生活，才能拥有自由而恬静的心境，也才能感到获得了归宿。

二、对劳动生活内容的反映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反映了劳动生活的内容，这是其田园诗的可贵之处。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而且他对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还都充满了一种喜悦之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说：“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三、对田园生活贫困状况的描写

陶渊明还有一些田园诗描写了田园生活的贫困状况。《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此类诗虽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灾不免屡受饥寒的境遇，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见当时农民们更加悲惨的生活情景。

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抱有“大济苍生”的壮志，曾几度出仕。但他同时也受老庄和当时盛行风气的影响，爱慕自然、企羡隐逸。腐败、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不仅使他济世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还得降志辱身、小心谨慎地周旋于风浪险恶的官场，这种生活使他倍感矛盾和痛苦。

他在四十一岁任彭泽令时，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毅然结束了十余年仕隐不定的生活，辞官归隐。因此陶渊明在其田园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他希望能做稷契一类的人物。当他壮志不得伸展而转托田园之后，虽然努力使自己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乐趣，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或者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但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杂诗》第二首说：“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到诗人在光阴虚掷中极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诗人也一直没有丢掉疾恶与除暴之心。在《读山海经》第十一首中 ，诗人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用《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肆威暴”的人必然会遭到悲惨的结局；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第十首还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这说明诗人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是诗人不屈意志的表现。这“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也是诗人性格和创作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从《拟古》（其八）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和他听见关中收复以后在《赠羊长史》诗中写的“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等诗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考察陶渊明生平可知，其曾祖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勋爵直与王谢相侔。陶侃之后陶家不屑子孙甚多，勋业不继。陶渊明乃陶家第四代，其祖陶茂只做过太守，声名已是不显，父又早亡，家中末世景象不必多言。因此陶渊明存在着双重人格：一是理想人格，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族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其内涵是以任怀得意、傲然称情统一仕隐矛盾，追求入世功业与世外超逸相结合，解决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之矛盾。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无超出同时代人之处。不同之处表现在他的现实人格上。其首要因素是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倾向，这一倾向源于陶氏家族没落及陶渊明一支于陶氏中的卑微地位所引起的诗人的心志失落与不平，它决定了陶渊明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的困境。然而，也正是现实中的孤独失志使他从历史中寻找到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又与他现实人格中的另一因素，即对优越感的执著及与之相关的人生诗意化个性倾向相联系。

心理学研究发现：对人生优越感的执著与个体自卑情结有关，即自卑情结乃追求人生优越感的前提和基本动力。在陶渊明一生中，有三个因素导致他形成自卑情结：一是家族双重式微；二是曾祖陶侃不可逾越的偶像地位对作为陶家子弟的他的影响；三是自身体质羸疾。自卑情结的形成使陶渊明一生始终处于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化作他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这一倾向又与其人格理想相结合，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一位于困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于贫病交加中“融然远寄”的诗人和他的乱世中优美如画的田园诗及末世中的桃花源。

参考文献：

[1] 李锦全著，《陶潜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龚斌著，《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