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值颓暮　将穷山海迹

作者：李超
关键词：转折点 心灵界域 凄苦之音

摘 要：谢灵运被排挤到永嘉，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谢灵运出入佛道，构筑心灵的界域并没有超脱世间的痛苦与磨难。家族的重任使得他无法深味在陶渊明身上沉潜的静穆与深邃、浑厚与高古。最终，谢灵运以凄苦之音结束了鲜活的生命。

追踪谢灵运的心灵轨迹，我们能发现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这足以让我们解读他傲岸、旷达、惶惑与惊恐的内心世界。

一

谢灵运的一生，大致以刘裕永初元年（420）称帝为界，分为前后期；之后，谢灵运的命运便陡转直下，改朝换代带来的是更为激烈的震荡和久久不能抹平的创伤。永初元年（420年），“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永初三年，刘裕死后，少帝继位，又被执宰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排挤到永嘉郡。不仅如此，这三年间谢灵运还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两件事：一是上《谢封康乐侯表》。本来，降公爵为侯，就已经够倒霉、伤心的，却还要反过来“酬恩答厚”，以示对新朝的感恩戴德。二是作《武帝诔》，即“敢遵前典，式述圣微”，以“谀墓文字”来赞颂武帝的功德。为此，满腔愤懑让谢灵运的心情滑到了有史以来的低谷。到了永嘉后，谢灵运就大病了一场，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病入新年感物华”，卧病在床的客儿，对节候的迁改表现出分外的敏感，“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这种浓重的节候迁逝之感，在谢灵运的诗中不时地闪现，甚至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沉潜中，悲痛、愤懑一齐袭来，倾泻在笔下：

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空对尺素迁，独视寸阴灭。（《折杨柳行》其二）

盛往速露坠，衰来疾风飞。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君子有所思行》）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游南亭》）

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

玉衡迅驾，四节如飞。急景西驰，奔浪赴沂。英华始玩，落叶已稀。惆怅衡皋，心焉有违。（《答谢咨议》）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无一例外的，诗都表现出“徂龄速飞电，颓节骛惊湍。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的凄凉之感。比较之下，陶渊明是“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与子俨等疏》），这时节的谢灵运更多的是独自黯然神伤。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烩，曰：‘人生当得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时序变易，本易引人悲思；更何况，人生贵在适意自得，此时的谢灵运却只能羁宦他乡、卧床空对林际，幽凄茫然。由此，隐逸的念头一再闪现在他的诗中：

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述祖德诗》）

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邻里相送至方山》）

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富春渚》）

之所以不厌其烦，一一列举，就在于它能准确地让我们看出一个失意者内心挣扎时最真切的颤动。这些诗歌基本上都写于谪贬永嘉以后，这足以显示谢灵运心灵创伤的巨大——成了一生中不可抹去的烙印。谢灵运在《山居赋》中直接宣称：“寻台、皓之深意”，“愿追松以远游”；之所以这样，是因“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涂何由”。在谢灵运看来，李斯、陆机临死前才幡然悔悟，不是太迟了吗？！为此，他“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这里，王弘之“恬漠丘园，放心居逸”，孔淳之更“茅室蓬户，庭草荒径”，都是地道的隐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谢灵运与王、孔二人打得火热，可见这一时节他的追求和向往。这种情况，即便以《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论》所说的“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永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来衡量，又有何本质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心态，谢灵运特意向刘义真推荐王、孔二人：

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东晋南朝，以其能激贪厉俗、镇静躁竞，高隐一向受到朝廷极高的礼遇。当然，谢灵运并不是以此获致高誉，走所谓的“终南捷径”；他不需要这样做。谢灵运这样做，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二

我们再看谢灵运这一时期的另一些诗句：

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朽貌改鲜色，悴容变柔颜。变改苟催促，容色乌盘桓。（《长歌行》）

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跟“凄凄春草生”相比，“变”字挟带着更加浓重的迁逝之悲，一如“晚暮悲独坐，鸣鶗歇春兰”（《彭城宫中直感岁暮》），“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晚出西射堂》）。无时无处不在的愁绪，激荡着灵运内心无可排遣的惶惑与危机之感。对上面所引的《长歌行》，清人吴挚父即评“有死丧无日之感”，正可谓切入到灵运的心灵深处，洵为的评。谢灵运的思想驳杂，慧远即以“心杂”来评价谢灵运。黄节《谢康乐诗注·序》也说“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辨仙释以成之”。这一点，除了受玄佛融合的时代思潮影响外，更多的是谢灵运个人经历的烙印；他一生徘徊于儒释道而游移不定。《诗品》“谢灵运”条：

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这一段叙述虽与史实不无紊乱、相悖之处；然而，其与谢灵运十五岁前一直寄居在医术高明的杜子恭靖室的史实，当无疑问。送子入寺观养育、避难消灾是东南一带惯见的习俗。长期的熏陶潜移，他的思想不可能不打上深深的道家印记。灵运《山居赋》即言：“（涉猎）兵技医日、龟荚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这非为虚言矜夸，也不足为奇；让人感到奇异的是他对道教中长生求仙的执著。“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山居赋》），一再神往王子晋，甚至想象浮丘公的接遇飞升，自托之辞中看出对“长生久视”的强烈期待。对于佛教，谢灵运也有甚深的因缘。汤用彤先生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兼擅玄趣。”大约在任期永嘉前后，谢灵运转入了对佛的膜拜。这中间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对净土的期盼：

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

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过瞿溪山饭僧》）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颓言安可寄，乘化必晨征。（《净土咏》）

谢灵运在《山居赋》“羡灵鹫之名山”下自注：“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谢灵运的净土思想直接源于慧远，慧远的人格魅力让他“一见远公，素然心服”。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净土，正显示出一种坚实、磅礴的信仰。晋宋之际，弥陀净土以“清”、“净”构建了一气势磅礴、美妙庄严的理想界域。上引诸诗都能看出谢灵运对净土的心仪与虔诚。这与前面“长生久视”的期待正不谋而合。它似乎能说明，灵运出入佛道，借此以求“长生”，驰心“神”国，构筑心灵的界域来超脱世间的痛苦与磨难。然而，佛道兼采的信仰，并没有消解他内心无尽的愁绪。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初去郡》，清楚地显示谢灵运内心斗争的激烈：
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黄节注引《韩子》曰：“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臞。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表面看，“战于胸臆”的结果是“肥”，灵运似乎得到了解脱；实际是欲罢不能、欲休不止。这种哀苦之音一直回旋在他的诗中，久久不能释然平静。释道思想可以排遣苦闷，其实践的操作性却不高。这时的谢灵运，想到的更多是遗世隐居，“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这一点，易代之际，嵇康、陶渊明的生命范式可能给了灵运更多的启迪。谢灵运后期的诗中有两处直接提到了嵇康：“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临终诗》），一再回想起嵇康，潜意识中可见前期意识的积淀。谢灵运对嵇康的悲剧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史载嵇康“夏日柳树下居锻”，《世说新语·简傲》载：

钟（会）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的问话充满了肆意的挑衅，实不妨视为以隐逸的自由与高洁傲视出仕的羁绊与卑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也着意凸现这一诗意的画面：“康性绝巧，能锻炼。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 如果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以其稀世高绝的清峻之韵，唱出穷途末路的凄凉与哀婉；那么，“柳下居锻”则凝聚自然灵趣、肆意适性，写出人生的旷达与惬意。柳叶飘拂的轻盈，就定格为一个萧散自然、静谧和谐的画面长留心间，“柳下居锻”成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绝响。

从文化精神上说，易代之际的嵇康与陶渊明可以作为两种路径范式的选择：嵇康“柳下居锻”，“虽天下之至慎”；然而，出于愤激，“过为峻切，讦直露才”，最终走向了弃市。“薄汤武而伐周孔”的路是走不通的。那么，陶潜式的归园田居、颐养生年呢？显然，要真正地隐居，承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凄苦，恐怕是“乌衣子弟”的谢灵运所不能做到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是他最真切的独白。谢灵运自可凌丘壑，挥翰墨，谈古今，独不可受此苦难。况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潜的通脱、旷达，更是孜孜以求“安期术”、“弥陀净土”的谢灵运所不能望其项背。“五柳先生”，充其量只能是客儿内心寻觅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可以在心中泛起、荡漾，却难以挪移到生活中实践的层面。陶潜的生活是枯槁的，高门子弟的灵运是无法深味其中沉潜的静穆与深邃、浑厚与高古。退一步，即便灵运力任躬耕，也不可能像陶潜一样，欣悦地走向田园。此时的灵运，不得不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而谢家台柱子谢混、谢晦相继被杀，族人凋零，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田余庆先生认为，晋宋时，士族选定门户继承人时，往往看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户。灵运袭封康乐郡公，就意味着责无旁贷的延续、振兴家族的重任；他也确实做出了“努力”：出任永嘉前后，谢灵运求“决回踵湖、岯崲湖以为田”，又不停地“行田视地利”，俟机占为己有。现存的诗中，直接标明“行田”的，就有《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白石岩下径行田》两首。之所以如此，就出自对家族整体利益的维护。谢灵运本人在《山居赋》自注中就坦言：“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但非田无以立耳。”因此，谢灵运虽然洞达适性悟生之理，却终究难以弃却俗累，无法摆脱家族历史赋予的重任，也就无法获得悟道者宁静、纯粹之境。这不能不是谢灵运的悲剧。

三

出入释道，谢灵运似乎得到了解脱，“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自可逍遥、徜徉于秀山丽水；实际上远非如此。谢灵运来不及到暮年，就被巨大的外力强行划了一个生命休止符，终以凄苦之音结束了鲜活的生命。一朵惊世绝俗的鲜花就这样过早地凋零了。

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下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临终诗》）

《山居赋》中，对李斯、陆机不达时宜而命赴黄泉，谢灵运曾不无嘲讽之意。然而，灵运恐怕永远也不能逆料，自己却又重蹈了前人的覆辙。“华亭鹤唳，岂可复闻”，历史似乎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而历史的价值也似乎不仅仅在于今人的感慨与惋惜。

参考文献：

[1]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疏[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谢康乐诗注》，黄节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