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是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于1177年完成的，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诗经》注本。它前面有总序，各篇有题旨，并且训释文字章句，评论表现手法。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诸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的体制、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不仅在音韵训诂方面为我们理解《诗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对《诗经》进行了总的批判并有所继承发展，创造性地总结了我国自先秦至宋的文艺理论，是我国文艺批评史上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艺批评专著，在我国文艺批评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本文试图依据《诗集传》全面探讨朱熹的文艺观。

一、肯定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在《诗集传》中，朱熹首先肯定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最强音，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理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人心之感物”，显然是继承了《乐记》中的说法。这里的所谓“物”，指的就是实际的社会生活。由此可知，诗是由于人心对现实生活有所感而产生的。而“感物而形于言”。则是承认现实生活对诗歌的决定作用，这与“存在决定意识”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不同，人心所感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同（邪正），所以诗的内容就有好坏之分（是非）。但是，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对时代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朱熹在《诗集传》中不仅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且又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他依据《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和政治背景，通过对诗的本文训诂理解诗义，对《诗序》提出了怀疑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持存疑态度。朱熹曾指出，《诗序》“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而成”，它“不解诗人本意”，“更不能发时诗之大旨”，“多穿凿附会”，“随文生义”，“妄诞其说”（均见《朱子语类》卷八○），主张“今但信《诗》不必信序”（同上，卷八一），“须是看到诗人意思”，“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物态”（同上，卷八○）。因此，《诗集传》中就废弃《诗序》不录，而自己探求各篇本义。这就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诗经》开辟了新的途径。

“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它们歌颂的是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其中有讴歌周之始祖后稷的英雄伟业的，如《思文》；有颂扬周祖先第三个重要人物大王古公亶父的，如《天作》；而大量歌颂的则是西周前期文武成康的文治武功。还有一些诗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农牧业生产和规模，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他对于“周颂”的写作年代，如《桓》、《贲》等，与《诗序》的看法是不同的。《诗集传》依据《春秋传》以《桓》为“大武”之六章，以《贲》为“大武”之三章，又根据《桓》中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已有武王之谥，因此断定《桓》为“颂武王之功”，《贲》为“颂文武之功”，均不是武王时所作。而对于《般》则注明“义未详”。

“鲁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即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时）之诗，“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对于诗的作者，认为只有《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并非全为僖公所作。“商颂”乃是赞美商代开国始祖的诗。它的写作年代当在宋七世至戴公时。朱熹还认为“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公可作”（《朱子语类》卷八一）。

雅之分大小，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一中说，“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亦如今之宫调商调”。显然是以音乐来区别它们的，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清代惠士奇《诗说》中的说法实际上与此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雅”的《文王之计》、《民生之计》和“小雅”的《鹿鸣之计》、《白华之计》同“周颂”一样，都是写在西周初期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雅诗对于周王朝历代先王的颂扬，往往含有教训规谏的意思。《诗集传》指出周公戒成王的有三篇，召康公戒成王的也有三篇，其中从《械朴》至《假乐》十二篇则认为“疑周公所作”。需要指出的是《民劳》和《板》为“凡伯刺厉王之诗”。《诗集传》认为二者均为“同列相戒之辞，”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但前者“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后者“责之益深切耳”。特别是其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对于《文王》，《诗集传》认为言“兴亡之理，丁宁反复，至深切矣。故立之乐宫，而因以为天子诸侯朝会之乐，盖将以戒乎后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

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腐朽。《鱼丽》（“小雅”）一诗极言其筵席的丰富和讲究。《诗集传》把它叫做“燕响通用之乐歌”。《湛露》（“小雅”）中说他们“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而《诗集传》认为“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

大、小雅中还有一部分反映周室衰微到乎王东迁时期政治变动的诗篇，这一时期不仅是西周由兴盛到衰亡，而且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由兴盛到衰亡进而向封建制度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虽然出现了像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但亦终究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步伐。《诗经》较为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诗集传》指出，有关厉王的三篇，均在大雅，有关宣王的十三篇，大雅五篇，小雅八篇；有关幽王的五篇，大雅二篇，小雅三篇；共计二十一篇。之外，还有燕饮宾客的，有反映行役之苦的，有言农事的，有揭露统治阶级昏庸暴虐、政治昏暗的，有感时伤乱的……在这里，《诗集传》很少把它们看做是“美刺”诗，这与《诗序》是不同的。《诗序》指出刺厉王的有四篇，均在大雅；美刺宣王的十八篇，共计五十四篇，占大小雅的二分之一还多。朱熹说过：“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也有意偶然而作者。”（《朱子语类》卷八○）因此，《诗集传》中指出刺厉王的只有一篇，美刺宣王的仅有四篇，刺幽王的也才二篇，共有七篇，与《诗序》相比，仅占其大约八分之一。《宾之初筵》（“小雅”）具体描写了贵族燕饮的场面。《诗序》认为是“卫武公刺幽王”之诗，而《诗集传》则根据诗意，又与《抑）（“大雅”）相比较，肯定为“卫武公自悔之作”。

作为《诗经》主体的十五国风，大部分诗篇是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从《诗集传》可以看出，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及其受压迫、受剥削的，有反映徭役、兵役带给人民痛苦的，有赞扬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共同御侮、忘生轻死精神的，有斥责弃妇怨女的，还有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而大量反映的却是婚姻恋爱方面的。《诗集传》明确地提出“风”诗“多出于里巷歌谣”，指出其中大多数诗篇乃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如《子衿》（“郑风”）篇，本是写一个人在城楼上等待情人。《诗序》说：“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诗集传》抛弃了这一显然穿凿附会的谬说另作解释：“此亦淫奔之诗。”朱熹是把爱情诗都叫做“淫奔诗”的，从写男女爱情来理解，比较接近诗义。

二、重视诗歌抒发作者情思

《诗集传》在引用《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话之后接着说：“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根据朱熹自己的解释，“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性”，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生者言之，“情”是“性之发”，“遇物而发”的（均见《朱子语类辑略》卷一），可知感物而动的“性之欲”，即是人的“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怒哀乐，人之情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情”“思”就没有诗歌，诗歌所抒发的就是作者的情思。所以朱熹反对文学的虚伪性。他指出汉代拟《骚》之作，“词气平缓，意不深切”，乃是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的缘故（《楚辞辩证》）。他极力推崇《诗经》，说：“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矣。”（《朱子语类》卷八○）其评价虽有些过当，但肯定《诗经》所具有的真情实感，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朱熹是不大赞同《诗序》的那种“美刺”之说的。他在《朱子语类》卷八○中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因此，《诗集传》在解《诗》时，很少说是“美诗”，或者“刺诗”，但也并不否认确有“美刺”之诗。与之相反，他所大倡的倒是“劝戒”之说。《诗集传·郑风》中明确指出：“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时之治乱，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对于雅诗，多指出为“戒诗”。这也无非是为了肯定《诗经》中多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诗。朱熹就曾说过“《诗》曲尽人情”的话（《朱子语类》卷八一）。 

但是，对于作者抒发的情思，在这位理学大家又是大诗人的朱熹看来，究竟应该抒什么之情，发什么之思呢?《诗集传》对于《诗经》中的燕饷、会朝之诗和受釐之诗，皆以为“或欢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这就是说，在位的统治者应该抒“群下之情”，使“上下之际情志交孚”，这样才能“维持巩固数十百年，而无一日土崩之患也”（《东山》，“豳风”）。臣下要怀着对上的“恭敬”之心，“以发先王之德”。而臣“必求贤以自助”，才能“助其君之德”（《皇皇者华》，“小雅”）。还认为“治世之诗则言其君上闵恤之情，乱世之诗则录其室家怨思之苦”为“人情不出乎此也”（《伯兮》，“卫风”）。这实际上是对“乱世之诗”和“治世之诗”提出的具体要求。再看《诗集传》对爱情婚姻诗的评论。朱熹认识到十五国风的大部分是“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但又把那些涉及男女爱情的诗歌斥为“男女淫佚”之诗，而大加口诛笔伐，从上述情况来看，朱熹要求作者抒发的“情思”，就是要符合他的伦理纲常等思想。

但是，朱熹毕竟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只是他的“爱国”与“忠君”是紧密相连的，这当然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其封建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感情如果说在《楚辞集注》中，是通过对屈原“忠君爱国”、“寄托哀思”等方面的阐发得到自然流露的话，那么在《诗集传》中对贤者不得志、终不见用的哀叹，无疑也是他欲为不能、欲霸不忍苦闷心情的隐约反映。

以上围绕《诗集传》并结合朱熹的创作实践浅谈了朱熹重视诗歌抒发作者情思的问题。这里值得提出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诗言志”的问题。朱熹并不否认“诗言志”，只是他把“志”视为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答杨宋卿》书中说：“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他所说的“志”，主要是就道德修养而言的。《诗集传序》说“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这已涉及心性方面的问题了。在《答巩仲至》书中又强调“忠信所以进德”，修辞以“立诚”为先（同上，卷六四），把“正心…‘诚意”的功夫，看做诗人写作诗文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说：“今人不去学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清邃阁论诗》）

三、强调诗歌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

诗之六义说，本之于《周礼》，后来《诗序》继承其说并有所发展，但其论述仍不详尽，至朱熹，才在《诗集传》中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从而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地步。

《诗集传》指出：“风者，民俗之歌谣之诗也。”“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指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受釐陈戒之辞也。”对于“颂”诗，则认为“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集传》这种论述，显然要比《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故日风”，“一国一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更为详尽、切当。同时，朱熹还把风、雅、颂看做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诗集传》在论述六义时，以论述风、雅、颂为“经”（主干），把赋、比、兴横串在里面，作为“纬”（手法）来加以阐明。

《诗集传》在肯定表现手法从属于内容的同时，在具体评论诗三百当中，又特别重视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朱熹在《楚辞集注·离骚》中指出：“《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这就指明了《诗经》与骚体诗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朱熹不仅用“赋比兴”这种诗歌分析法来解释《诗经》，也用这种方法去解释《楚辞》，但他对“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直言不讳，并没有把它们附会到君臣关系上去，而对于屈原的作品，则多说成是寄托了君臣关系。朱熹同时强调了只有弄清这些不同之处，才能正确地理解诗义。

但是，如果说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评论《诗经》不是始自《诗集传》，那么能够具体指出各篇的表现手法，同时又注意到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并且对赋、比、兴加以具体解释的，则是《诗集传》的成就。

《毛传》在评论诗三百用赋、比、兴的手法时，只明言“兴也”，对于“赋也”、“比也”不置一词。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说：“毛诗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诗（三百零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颂诗四十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而《诗集传》指明有“兴也”的诗共一百零五篇，其中有些篇也并非全为“兴”，还有其他的表现手法。就有“兴”这种手法的一百零五篇来说，《诗集传》比《毛传》少十一篇。国风中有兴诗五十五篇，比《毛传》少十七篇；小雅中有三十八篇，与《毛传》同；大雅十篇，倒是比《毛传》多了六篇，颂诗与《毛传》一样也只有三篇。对于“赋也”“比也”也都一一注明，这与《毛传》是不同的。《毛传》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六篇，还有半数以上的诗篇没有注明究系何种手法，除个别地方言“比”言“赋”之外，不少地方则用“若”“如”“陈”等字去说明。

对于赋、比、兴，东汉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如郑玄、孔颖达等都作过解释，但都没有朱熹的解释更臻完善。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把赋、比、兴看做形象思维，并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

从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创作实践上来看，用赋、比、兴手法创作诗歌并获得极大成功的例子是不可胜举的。所以，对《诗集传》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探讨，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