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

一、乾嘉学派与乾嘉词坛

乾嘉汉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乾隆中期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的。然而，它实由明末清初的实学发展而来，实学的兴起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初学者在批判、反思宋明理学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共识，这就是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力求恢复原始儒学朴实淳厚的学风，实学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蔚然兴起。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百姓生活的安定，带来的是文化的复苏和繁荣①。在明末清初崛起的实学逐渐放弃了它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走上了朴学的考证经史的治学途径，至雍正末、乾隆初完成了由实学到朴学的过渡，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表征有清一代之学术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形成的同时，也正是清代词学发生蜕变的时期。清初词坛百派回流、百家腾越的繁荣景观，在乾隆初年已趋于消退，主导词坛的是以厉鹗为首的“浙派”。厉鹗是雍正至乾隆前期的浙派领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场所——扬州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推动了扬州地区经史之学的研究，还修筑有名闻天下的小玲珑山馆（街南书屋），为全祖望、陈撰、厉鹗、金农、姚世钰等提供最好的著述条件，著名性灵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②厉鹗曾馆于马家达三十年之久，不但教授马氏子弟，也从事文史著述，还在马氏提供的优越条件下，先后撰写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湖船录》等，特别是《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达三百余种，厉鹗常自比之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可见其在学术上的追求。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他们也有传统文人的风雅韵事，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一大文化景观。

厉鹗之后，浙派在苏州、扬州等地继续传衍。吴中（苏州）向来为人文之渊薮，文风昌盛，文化发达。在明末清初，这里已有一个研习汉学的学者群体，到乾隆时惠栋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其治学特色的“吴派”。文坛上，这时也有沈德潜在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乾隆盛世诗坛上的一支劲旅——“格调派”。乾隆中后期承沈德潜格调之说的是“前吴中七子”，传惠氏之学者为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又是“前吴中七子”的重要成员。王鸣盛有《谢桥词》，王昶有《琴画楼词》、《红叶江村词》，钱大昕未见有词集传世，但也留下了不少清疏爽朗之作。“吴中七子”的另外几位成员，主要以诗词名世（赵文哲有《媕雅堂词》、吴泰来有《昙花阁琴趣》），其研经修史亦具特色，赵氏撰有《群经识小录》，吴氏曾纂修《蒲城县志》、《同州府志》等。特别是王昶一生勤于著述，早年受惠栋的影响，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后来在京城为官，又与戴震唱为同调，还结交了陆锡熊、周永年、金榜、邵晋涵等汉学名师，治经尊汉儒训诂，兼言宋儒性道③。他的主要成就在朴学，也热衷于当世诗词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纂成书的有《湖海诗传》、《青浦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以推衍沈氏格调诗学和浙派的醇雅词学。嘉庆时期，吴中词风发生蜕变，“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④，但他们变革浙派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真正推动浙派向前发展的是顾广圻及“后吴中七子”。顾广圻是著名的校勘家，曾师事江声，受惠氏之遗学，尽通经学小学之精义。其论词受其治经之学的影响，注意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探讨词律词韵。“后吴中七子”时间上稍晚于“前吴中七子”，与“前吴中七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比如戈载之父戈宙襄就曾师事钱大昕，但他们受顾广圻的影响更大些，“其论词之旨，则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⑤。他们填词注意博考精究，以求律之出入，韵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之得失，“权衡矩矱，于斯大备；轻重方圆，未之或差”⑥，体现了后期浙派填词谨守声律的风范。

扬州在清中叶是繁华的商业都会，自厉鹗、二马逝后，又有江昉、江立、江炳炎等在扬州主持风雅。江昉与其兄江春是著名的徽商，“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马曰琯）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⑦。当时士大夫过扬州者，不是馆于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馆于江昉的紫玲珑馆。一时文人学士如钱陈群、杭世骏、郑燮、戴震、金农皆从之游。江春未见词集传世，江昉却是当时扬州词坛之主将，有《练溪渔唱》、《随月读书楼词钞》、《集山中白云词》、《学宋斋词韵》等著述。其时卢见曾驻节扬州，江南名儒多集其幕府，惠栋、戴震、沈大成亦在其列，江昉、江立、江炳炎等与之往还，这时扬州的学术与文学已呈互融互渗之倾向。到嘉庆时期，主盟扬州学林的凌廷堪、江藩、焦循等，则明显地表露出学者与词人身份的双重性，学者即是词人，词人也是学者。凌廷堪少时失学，居海上（江苏海州），以填词自娱。后入两淮盐运司词曲馆，任编校，期间遍览群书，学识大进。这时，他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词集名为《梅边吹笛谱》，亦取白石《暗香》句意。江藩少居吴门，受业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长于史学，其著述主要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他亦善填词，有《扁舟载酒词》三卷。焦循与江藩齐名，世称“扬州二堂”。一生未仕，闭户读书，尝从阮元游幕，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其于治经之外，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有《红薇翠竹词》、《仲轩词》各一卷，《词话》一卷。他的词在清中叶词坛上别树一家，特别是他的小词，“情思活泼，笔墨也灵动，没有丝毫夫子气和头巾气”⑧。

总之，吴中和扬州两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乾嘉学者以一身而出入二派（浙派、乾嘉学派），共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文学与学术的互动又积极而有效地推进了乾嘉时期的词学建构。

二、考据学风与词学研究

乾嘉学派是作为宋明理学对立的学术流派出现的，在研究对象、治学途径和方法上与宋明理学迥异其趣，它推崇的是一种无征不信、证据优先、事实重于义理的朴实学风，有时也被称之为“乾嘉朴学”。朴学的学术特色是力求屏蔽主体，主张从材料、事实出发，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等手段，探本求源，取真求实。这一重考据的学风，因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加之四库馆臣的大力推衍和弘扬，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在词学方面则催生出词籍整理、词韵修订、词律编纂和词乐研讨等重要的研究内容。

清代词学是对唐宋词学的复兴，对唐宋词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康熙十七年由朱彝尊、汪森编辑整理的《词综》，不仅广泛地征辑于公私收藏，共计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还详尽地叙述了词籍征集目录及其来源，在校勘词籍、考辨词调、考证词人里爵年代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开有清一代以考证方法编纂整理词籍的先河。但真正广泛地运用考证方法整理词籍的还是在考据学风流行一时的乾嘉时期，人们已从辑佚、校勘向版本、目录、提要、笺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地开展词学文献搜集、整理、考订的工作。

在这一重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嘉时期出现了一股追攀朱彝尊编选“词综”的潮流。先后成书的有王昶《明词综》、姚阶《国朝词雅》、王昶《国朝词综》、王绍成《国朝词综二编》等，这几本词选都明显地沾染上了这一时期偏重文献考证的风习。比如，王昶编选的《明词综》就是一部编选精当的明词选本，全书共收明代词人387家，词作604首，大致反映了明代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虽不能说所选皆佳，但明代佳词，多数已被网罗其中。相对于其他词选来说，该书搜求较为完备，选篇亦较为精当”⑨。更重要的是王昶在编选《明词综》时，应该是花了一番考证的功夫的。当时明代词籍流传不广，可以依赖借鉴的前代选本不多，尽管王昶没有像朱彝尊那样开列一个访书清单，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他在编选此书时是做了大量的文献爬梳考证功夫的，诸如作品的择录、作者生平著述的考证以及评论资料的选辑等等。至于词籍的版本、目录、提要工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馆，当时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员汇聚京师，戴震、周永年、邵晋涵、陆锡熊、金榜、翁方纲等皆在其列，其总纂官纪昀也是一位精通诸子百家的汉学家，在治学方法上以考证为主，其考据学的重要成果就是《四库全书总目》。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⑩“总目”（包括存目）凡著录词籍109种，其中别集84种，总集25种，它融版本、目录、提要三者于一体，“对各家利病得失及版本流传时有纠正阐明”（11）。

这一时期的词话之作也有很浓厚的考证色彩，由过去单纯记事、品评转而为纪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乾隆四十九年由李调元撰写的《雨村词话》已较多考辨性的内容，而由扬州学者焦循撰写的《雕菰楼词话》几乎全是考证性的话语。屠倬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作序亦称是书：“有校正词律讹缺之处，有考订词韵分并之处，有评定词家优劣之处，有折衷古今论词异同之处。至于博征明辨，蒐罗散佚，信足为词苑有功之书。”（12）从考据学的角度考察，清代词话主要做了考释词义、考订词源、辨正词作、校正词律和考证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工作。有些考订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考订工作则不免流于琐碎，对理解文本的意义并无多大价值。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为李清照改嫁所作的考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本来在宋人的许多记载里已有定论，李清照自己所作《上内翰綦公启》亦为之铁证，但吴衡照却从封建时代的礼教观念出发极力为李清照“辨诬”，认为李清照不可能在五十岁的年龄再改适张汝舟：“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13）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由徐编纂的《词苑丛谈》和田同之辑录的《西圃词说》，还未摆脱明末空疏学风的影响，引用前人之言，多不注明出处。到乾嘉时期由冯金伯编辑的同类词话《词苑萃编》，就特别注意征引文献的出处和来源，这也是当时考证学风在词话编纂上的一种表现。冯金伯自谓他编纂《词苑萃编》一书，最重要一点是力求修正徐氏之书（《词苑丛谈》）的不足：“引书必注，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之功臣云尔。”（14）

乾嘉学派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音韵学和乐曲学，乾嘉考证学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词韵、词谱、词乐等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词韵之书有《学宋斋词韵》、《榕园词韵》、《绿漪轩词韵》、《晚翠轩词韵》，但这些词韵之书“讹谬百端，去取寡当”，多不足为据，只有戈载的《词林正韵》一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尽去诸弊。”（15）《词林正韵》在问世后得到一致的好评，并逐渐取代了以前各代的词韵之书，其原因就在戈载做了非常严密的考证工作，正如杜文澜所说：“《词林正韵》三卷，取李唐以来韵书，以校两宋词人所用，博考互证，辨晰入微，足补菉斐轩之遗，永为词家取法。”（16）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词乐研究的成就，它们分别是由皖籍学者江永、方成培、凌廷堪等撰写的《律吕新论》、《香研居词麈》和《燕乐考原》。江永是乾嘉学派之皖派开山祖师，其《律吕新论》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所论包括宋蔡元定《律吕新书》及五声、十二律等内容，下卷重点探讨乐调、造律、候气、律吕等内容。其中对前人之说有所辨正，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17）但词乐与燕乐关系密切，研习词乐者非得探讨燕乐不可，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就是这样一部专门论述唐宋燕乐的重要著作。他广泛地搜集有关论述唐宋燕乐的文献，特别是利用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工尺谱，对唐宋燕乐的许多现象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和推断。这一点正得益于他有比较扎实的考证功夫：“方君仰松从事于音律之学者十余年，考之经史以导其源，博览百家之言以达其流，举数百年晦蒙之业别白焉而定一尊。”（18）在方成培研究的基础上，凌廷堪《燕乐考原》一书将清代的燕乐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全书分六卷，重点讨论了燕乐二十八调之来源与性质，并详细地考证了宫、商、角、羽四旦各七调共二十八调的具体音位情况。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亦体现出鲜明的朴学色彩。当代学者王延龄指出：“《考原》一书的特点，全在于考证的方法，全在于‘取文献证以器数’，从而证明义理的科学方法。二十八调乃至八十四调的理论体系在苏祗婆、郑译、万宝常时代就已建立，琵琶曲也世代传习于手耳之间，其诸项问题也载诸唐、宋历代乐家、文人典籍。而把理论上的各调各音寻迹出它们在琵琶弦上的位置，从而证实声调的理论和文字的记载，这是凌氏的一大发明创造，其精密机巧，胜过同时代音韵学整编声纽、韵母创立拼音方案的成就，直可与后世化学上的‘原子序数表’相类比。”（19）

三、学术思想与词学观念

乾嘉学派学者普遍地推崇汉代的考证之学，在当时甚至有“家家许郑，人人贾马”（20）的说法，因此该学派也被称之为“乾嘉汉学”。从惠栋开始，乾嘉学派便形成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21）的理念，从方法到观念几乎是全盘地接受汉人的思想。这样，乾嘉学派不但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考证的方法，而且还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汉儒的文学思想在乾嘉学者的运用下也逐步地向词学领域渗透。王昶、王鸣盛、程瑶田、吴锡麒、凌廷堪、焦循等乾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词学贡献尤为突出，他们为清代中叶词坛提供了一些新的观念——“复雅”、论词必论其人、重情、协律等。
在清初以朱彝尊为首浙派曾倡导“复雅”，进入清中叶以后中后期浙派（包括“吴中七子”）继续鼓吹“复雅”。王鸣盛说：“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以来，以此为正宗。”（22）他们自己的创作也以“复雅”为追求目标，如王昶词：“其选言也新，其立意也醇，缘情体物之作，清新婉约，出入风雅，有一唱三叹之音。”（23）赵文哲词：“清虚骚雅，皆足与南宋人相上下。”（24）但是，朱彝尊“复雅”是有感于当时词坛的淫艳和粗厉风气而发，而王昶、王鸣盛、赵文哲等“复雅”实际上是在“复古”。雍正以后的中叶词坛基本上是一派清雅之音，曾经为朱彝尊所不满的淫艳和粗厉之风也为清雅之气所荡涤，他们所谓“复雅”便只能是“复古”。其“复古”的路径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三百”，二是将复古的实践目标定位在“复南宋之旧”。王昶说：“夫词之所以贵，盖诗三百篇之遗也……盖词本于诗，诗合于乐，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25）然而，他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三百》，其意图在强调《诗三百》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王昶看来，能将这一审美风尚发扬光大的是姜夔、张炎、王沂孙诸人：“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26）远者不可追，近者犹可法，所以，后代填词者当以姜、张为其效法实践的目标。在复古尊雅的逻辑理路下，乾嘉学者认为“雅”既指向文本，也指向作者，它是文本与作者、词品与人品的复合体，这正是汉儒将人品与作品相关联的思维理路。王昶认为，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等，“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27）姜夔、周密、张炎、王沂孙等，“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28）其词品之高远非晁端礼、万俟雅言等所能及。让他不可理喻的是，世人猥以姜、史同日而语，“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29）他强调应该结合作者的人品分析其词品，认为不能将“高人雅士”之姜夔与“平原省吏”之史达祖等同视之，他的文学批评表明当时的经学思想正向词学批评领域渗透。

如果说“吴中七子”特别是王昶的有关看法体现了吴派学者“信古”的理论立场，那么凌廷堪、焦循、阮元、江藩等论词则分别表征了皖派学者“求真”和扬州学派“尚通”的学术品格，他们已有从考证中求义理的治学倾向。一般地说，他们在少年时代，多有过倚声填词的经历，只是有些人后来放弃了填词而专事治经。但他们并不因此鄙薄填词，反倒认为词有助于宣泄人之性情中的“柔委之气”。焦循说：“人禀阴阳之气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气寓之，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劲之气，长流存于诗、古文。”（30）众所周知，焦循是乾嘉之际重要的《易》学家，其治《易》言性情之分即在阴阳之别：“性即道之一阳，情即道之一阴。”（31）这里借性、情的阴阳之道以区分不同文学体裁的品性，正是运用他的《易》学思维探讨文学问题，将文学研究与经学研究打通来看，认为诗、古文是表露人的“清劲之气”，词则舒展人的“柔委之气”。焦循还进一步论述了文学与经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指出，在沉冥经学的思辨百思不得其解时，文学能以其“移情”的特性为其开豁思路，转其枢机，其有益于经学者亦不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性情（性灵）成为沟通经学与文学的枢纽：“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词章（文学）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词章者不足语此也。”（32）因此，他反对那种“专言情则道不足”的卫道之论，认为文学创作（包括填词）并不妨碍经学，那些痛诋词不可作的学究，实乃为“口不言钱者，其蕴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色必甚”（33）的伪道学。这正是焦循治学的重要特点——“会通”，它摆脱了吴派学者治经褊狭墨守和固执门户的羁绊，试图在考证与义理、经学与文学之间寻找其会通之点，体现了扬州学者从实证入而从贯通出的学术风格，是一种在博览众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真知灼见的治学思路。（34）

在“尊雅”、“重情”的同时，乾嘉学者还特别强调填词当谨守声律。王昶自言：“少好倚声，壬申、癸酉间寓朱氏华水阁，益研练于四声二十八调。”（35）钱大昕也说：“吾友王君述庵（昶），以诗名闻吴会间，酒酣刻烛，拈韵赋诗，成数千百言，间复倚声乐府，偷声减字，慢词促拍，一一叶于律吕。”（36）尽管吴派学者填词颇合词律，但是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是不多，真正在理论上有建树的是后期的顾广圻、江藩、凌廷堪等。顾氏论词的主要观点就是主张宫律、辞句、情感三者兼备，然而，就词体自身而言，协律又应是第一要义，宫律优先于情感和辞句。戈载亦记载其尝聆听顾氏论词之言云：“词之所以为词，以有律也。词之有律，与人之有五官无异……人必五官端正而后论妍媸，词必四声和协而后论工拙。否则，长短句之诗耳，何云词哉！”（37）江藩与顾广圻交往密切，词学观点亦相当接近，他曾批评当时词坛声律乖舛的情形：“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38）他填词时喜欢在词调之后讨论声律，对《白石道人歌曲》的讨论多有会心之言，尝与老伶工切磋探讨张炎《采绿吟》诸调。张丙炎说：“先生研究声律，穷极窈眇，寄之倚声，是集（指《扁舟载酒词》）当与《梦窗甲乙稿》、《白石道人歌曲》相颉颃。”（39）凌廷堪更是一位对词乐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他特别不满于当世作者填词不问宫调只讲平仄的作法，他研究燕乐是为了恢复燕乐二十八调之旧貌，以指导当世作者按律而填词。正是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以戈载为代表的“后吴中七子”乘势而上，打出了“填词以协律为先”的理论旗帜，并在吴中地区营造出一种填词讲求声律的风气：“由此以精究九宫八十一调之变，虽谓大晟雅乐至今日而复兴，可矣！而世之率尔操觚者其亦知所返乎？”（40）

乾嘉学派对清代词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其发展到晚期，积弊渐生。嘉庆以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显露，国外资本主义列强频频叩关，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乾嘉学派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挑战。（41）这时以阐述微言大义、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常州学派在思想肥沃的江南土地上茁壮成长，伴随而生的常州词派也将词学建构目标从文献整理转向阐释比兴寄托，（42）清代学术对词学的渗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41）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第107页。

②袁枚：《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页。

③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④谭献：《箧中词》卷三，罗仲鼎校点《清词一千首·箧中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⑤⑥顾广圻：《吴中七家词序》，王嘉禄编《吴中七家词》，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⑦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38页

⑧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⑨张仲谋：《明词综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第432页。

（11）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12）屠倬：《莲子居词话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7页。

（13）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2422页。

（14）冯金伯：《词苑萃编序》，《词话丛编》，第1702页。

（15）戈载：《词林正韵·发凡》，王鹏运编《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81页。

（16）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2868页

（18）程瑶田：《香研居词麈序》，方成培著、杨柳校点《香研居词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9）王延龄：《燕乐三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20）（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第29页。

（22）王鸣盛：《巏堥山人词集序》，《词话丛编》，第3549页。
（23）（36）钱大昕：《春融堂词集序》，见王昶《春融堂集》卷首，嘉庆十二年（1807）塾南书屋刻本。

（24）王昶：《赵升之昙华阁词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25）（26）王昶：《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27）（28）（29）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30）焦循：《词说》（一），《雕菰集》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3—154页。

（31）焦循：《易通释》卷五“性、情、才”条，李一忻点校《易学三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32）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一三，第213页。
（33）焦循：《雅词跋》，《雕菰集》卷一八，第296页。

（34）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35）王昶：《琴画楼词钞自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37）戈载：《翠薇雅词自序》，《翠薇雅词》，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38）江藩：《词源跋》，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39）张丙炎：《扁舟载酒词跋》，《江藩集》，第254页。

（40）朱绶：《桐月修箫谱序》，《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册，第285页。

（41）于翠玲：《朱彝尊〈词综〉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