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①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①，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1]所以，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他说: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
所谓“自觉时代”，是指文学意识的日趋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己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正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应选择一个能反映本质特征的透视点，去考察这时期文学理论繁荣的现象。

的确，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是空前的，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可以看出曹魏时代所开创的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随着文学批评的活跃，继之而来就有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于是，大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和专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和著作，我们只要看看刘勰的一段评述，即可知其大概: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踢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3]（《序志》）

刘勰在这里虽然对前人的理论表示不满，提出了批评意见，但也可看出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己相当发达了。在刘勰所举的这些理论著作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表作;陆机的《文赋》，则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刘勰说它“巧而碎乱”，显然是过苛的指责。其实，《文赋》己是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并初具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论，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己达到较高的水平。也可这样说，正是有了《典论·论文》、《文赋》等等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不断作出贡献，才可能有《文心雕龙》这样巨著的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展，决不是凭空建构，而是在传统文学理论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这里我们无妨再简略地回顾一下这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属于萌芽期，但却是一个破土而出、生机勃勃的时期，各种文学思想都得到比较自由的发表，出现了自由讨论的局面，后世的各种文艺思潮，大多数在此时期已见端倪。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时期的文学理论，尚未出现系统的理论专著。荀子的《乐论》也只是从礼乐治国的角度去谈乐，还不能看作是纯粹的文艺理论著作。到了秦汉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变为“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文艺思想的发展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诗的理论，《毛诗序》已定了统一的调子，论诗者咸以此为准的，很少另有新意。论《骚》者，也只在对屈原的评价上有高低之争，对其作品很少有艺术的分析。论赋者，除重复“通讽谕”、“尽忠孝”[4]之类的论调外，另无新的建树。这种情况，随着汉王朝的崩溃和大一统思想的瓦解，才起了新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新变，就是这种新变的产物。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则是这种新变的开端，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转型过渡的作用。下面，我仅举要略述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概况。
一、建安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勃兴

我们通常说的建安文学，是指汉献帝建安元年至曹丕代汉称帝这段时期的文学。时间虽然仅有20多年（公元196一220年），在两汉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大转变的过程中，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时期的“慷慨多气”的文学风格，打破了两汉文坛沉闷的空气，出现了崭新的文风。刘勰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草;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3]（《时序》）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文学作家们，都亲身经历了“乱离”的现实生活，饱受家破人亡、流离颠沛之苦，故写下了“志深笔长”的作品。这时期的文学，有力地冲击了两汉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文风，为新文学的诞生和繁荣，扫清了道路。随着新兴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的风气也大大活跃起来，文学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建安文学以“三曹七子”为代表，他们除了创作出大量清新刚健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发表了许多诗文评论，并对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开展了自由的讨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一一作了评论，他在和吴质的来往书信中，也常谈到文学问题;曹植和杨修也有来往书信专门讨论文学问题。可见，当时文学批评的空气是比较活跃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信中描述了建安文坛上开展批评讨论的活跃情况，反映出当时文士们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曹植写道:“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5]他以他为丁敬礼修改文章为例，说明当时“好诋诃文章，掎庶利病”之风。无疑，这对促进当时文学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曹植在信中还提出他对辞赋及民间歌谣的看法: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凤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世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庹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5]

曹植本来是一个少有奇才、胸怀大志的人物，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风雅传统，重视民间口头创作，以取其用之邦国之意;另方面，他对辞赋表示出轻视的态度，表明他对汉代辞赋追求华文艳藻之风的不满。虽然，曹植在家庭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是失败者，他最终也只能“以翰墨为勋绩”，但他的上述文学主张，使得他的诗歌辞赋作品一反汉赋的浮华之风，充满慷慨沉郁之气。我们从曹植和杨修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出:从建安时期就开创了文学批评的良好风气，对魏晋文学理论的发展，自必起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