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作者：王长华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代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和反思。其首要问题是文学观念的僵化和滞后，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过分追攀学术时尚、老问题翻新等。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反思

从上世纪初黄人、林传甲等人编写《中国文学史》起，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代研究也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进入21世纪门槛的前后，古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一学科的百年历史曾纷纷撰文进行回顾和总结，应该说，通过这些相对集中的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些问题明确了，过去的模糊认识得到了澄清;有些问题趋于明确，过去的模糊认识有望得到澄清。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反思，直到今天仍不免让人感到困惑。本文拟选择在笔者看来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我以为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文学观念的僵化和滞后。与其他专业和学科相比，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较为悠久，积累的实践经验比较多，因此，就总体而言，它的成熟程度应该是优于其他学科的。但是，几十年来的文学研究现实却并不令人乐观。我们常常感到，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基本观念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于文学中敏感的理论性问题也几乎不感兴趣。比如说机械的文学反映论在业内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作家创作中的主体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再比如，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在他们研究伊始，不仅明确提出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而且从理论阐释上给予了较好的回答。把这样的问题不仅提出来而且先行予以理论的界定虽看似基础，但却并不简单。因为这样的做法表明，那一代学人是明确具有理性地划分文学边界的鲜明意识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一问题得以明确，此后的研究和讨论才可能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当然，明确地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完满地解决问题，那一代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完满解决，甚至很多问题几乎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当时明确提出这一问题时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敏感是很值得我们今天肯定的，因为有无这个意识和敏感，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在走过百年长路以后，在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取得的数量是百年前的十倍百倍的今天，类似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敏感反倒不多见了。我们在研究中所持守的多是文学观念中最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僵化和滞后的。

在僵化和滞后的观念制约下，也就很难产生对相关文学对象研究的突破。僵化、滞后的观念往往带来僵化和滞后的文学研究现实。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在我们几十年通行的文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那就是“文学产生于劳动”说。当然，我们如果要探讨文学的发生问题，这一观点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本身是含有合理成分的。起码截止目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两种观点“文学产生于劳动”和“文学产生于游戏”中，“文学产生于劳动”还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实在说来，“文学产生于劳动”是一个诞生于革命远比文学重要的特殊年代的理论，从它产生之日起，这个理论就带有很强的排他性和革命色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虽包含合理性但更多地带有革命色彩的理论是不允许被怀疑更不可能对之进行平等讨论的，由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包含合理性就成了唯一正确性。不仅如此，它还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被夸张不断被放大，以至于到了不仅在讨论文学的起源，就连我们在研究探讨某种文学文体产生的时候，也几乎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习惯成自然地贴上这一标签，判定它产生的根源在劳动而不在其他。问题在于，这一观点首先不是不可商量的，它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唯一性;其次作为一个理论它应该具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多年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差不多都把这一观点当成了真理，奉之为圭臬，从而一遇到问题也就习惯性地简单地照搬照套了。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都要比这一理论复杂，也可以说都与这一理论相左。特别是在文体问题上，“文学产生于劳动”理论边界的盲目扩大，恰恰导致惟命是从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犯下本可避免的基础性失误。别的不用说，仅以汉赋为例，如果仍以劳动理论认定汉赋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认为就是极不准确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汉赋文体的形成既与劳动无关，也与我们一向认为的楚辞渊源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影响关系。我们倒是能够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汉赋文体产生的更为真实的源头是先秦隐语。先秦隐语的问对形式，先秦隐语的巧言状物和描摹绘饰，构成了汉赋的基本骨架和基本结构。从先秦隐语，中经楚宫廷文人赋，再到汉代散体大赋，这是汉赋形成的基本线索。从汉赋发展变迁的整个过程看，贯穿始终的、促进汉赋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游戏。先秦隐语的生产和生活化操作是为游戏，楚宫廷文人以赋斗智是为游戏，汉王朝中群臣竞相献呈、盛极一时的煌煌大赋依然充满着以繁辞丽句为胜、以铺排扬厉为尚的游戏心态和游戏规则 （参见拙作《汉赋文体形成新论》，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除了汉赋以外，其他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也还有不少与游戏有关者，兹不一一列举，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会越来越深切地认识这一点。但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无意识或下意识地接受了一套陈旧的、僵化的理论和观念，从而也就使得我们在所谓“经典”的陈旧观念面前窒息了创新力和想象力，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墨守陈规认同旧说了。实际上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仍然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

如果说上述由于滞后、陈旧的文学观念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来自于我们原有的传统的话，那么自上个世纪30年代前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领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来，更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歧途。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全面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大学本科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专家编写的还是师生共同编写的，不管是编写体例还是编撰原则，不论是作家选择还是价值评判标准，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几乎一无例外是从前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我以为，苏联文学理论带给中国文学研究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法，二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论。前者基本属于世界观范围，是决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论，它直接限定了文学史编写的具体操作。尤其是阶级分析法，事实上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影响无非是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在长期非正常研究环境中，阶级分析的大面积运用，政治标准第一的强调，使研究者在坚持政治立场的同时而把文学标准无情地置于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地位，选择作家要先看他的阶级地位、阶级出身，看他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被剥削阶级立场上。有了这个标准，文学和文学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结果就像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标准第一成为政治标准唯一，文学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战场。而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讨论时，按照习惯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学史总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照例总结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条，并逐一举例加以分析论证。然后是综合叙述分析该作家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无非是总结一、二、三、四等若干条。交代完这些内容，文学史上某位作家的功过是非包括文学史地位就大体有了结论。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的结构套路，虽不能说正是因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严重割裂，但确确实实由于这一结构套路长期占据古代文学研究的强势地位，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无障碍创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则是没有疑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长时期以来基本上是走在苏联老大哥为我们设定和铺平的旧路上的。我们坚信，中国古代文学界绝对不乏实力和创新精神，而且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他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已经作了突破旧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尽快扭转此种局面的学人，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几十年苏联模式的影响，重建自己的新知识系统，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想做到就能做到。因为这种机械看待文学和简单阐释文学的做法一旦构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传统，耽误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响的就不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问题了，实际上人们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也在培育着传统。我以为问题的复杂性和问题的难度恐怕主要表现在这里。

文学观念的落后和僵化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少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文学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陈规，还有受政治牵引而盲信盲从，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了古代文学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时不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势所难免。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影响和干扰有的是非学术性的，有的还是学术性、学术色彩浓厚的。面对前者，以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学术免疫力和学术判断力，防止和应对相对还比较容易;而面对后者，我们应对起来有时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从容，古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简要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时尚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甚至一个阶段也有一个阶段的学术时尚。作为一个有着较长时间学术积累，有着自身研究范围和研究边界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如何面对和处理自身发展和学术时尚的关系，如何在波涛滚滚的学术时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抛弃，又能保持本学科的学术独立立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是存在问题和偏差的。我们似乎不必追溯太远，仅近二十余年真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就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冲击。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组合论、现象学、文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知识考古学，还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态研究等等，众多观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数登场，来一种思潮来一种观念，古代文学就紧跟在哲学、文艺学的马首后面，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随心态，尽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模仿着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问题和概念，并同时在未加认真消化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迅速拿起新工具参加战斗，企图用洋理论和洋方法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今天的我们肯定不会一般性地反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们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问题是，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问题能否解决，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应怎样对待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唯新是视，照单全收，还是理性冷静地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特别是像控制论、信息论，尤其是熵定律这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前些年不仅被古代文学研究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而且竟风靡一时、轰动一时，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此举已经相当不理智了。很显然，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对待时尚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新理论洋方法吹捧多、批评少，盲从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总是显得过分薄弱。定力不足，学科本位立场坚持不够，结果只能导致古代文学也像许多新兴学科一样，东风来了唱东风，西风来了唱西风，学术风标左右摇摆，到头来时髦思潮过了一波又一波，虽不能说经受洗礼的古代文学因此一无所获，但算起总帐来，投入产出失衡，付出和收获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学界在经过一次次学术时尚的云诡波谲之后，我们最终还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原点上来。

面对洋理论洋方法如此，面对相邻相关学科的变化和牵动，古代文学也同样存在瞻“马首”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产生的时间长，积累的实践比较多，学科也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原典、打基础。那么，在同样的有效时间里，其他学科的人完全可以腾出比我们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们则只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为本学科研究作准备的基础性工作方面。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也同时是它的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获得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资质以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与信息来源，就经常会比其他的相邻、相关学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同时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即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它的观念很难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领时尚和领导学术发展新潮流。有了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关相邻学科的牵动和影响了。这里仍然需要举例加以说明。众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近年的考古学、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学术时尚的代名词，包括文史哲在内的各学科各专业学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称考古发现、言必称地下发掘的程度，学界仿佛真的“开篇不谈考古学，读遍诗书也枉然”了。形势逼人，古代文学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转移。早些年的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不说，阜阳汉简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荆门竹简的出土，特别是上博简的面世，可以说一夜之间打破了学术界的平静。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学术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已经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学术发展期待寄托于地下发掘了。当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学圈内人，对考古完全是一个外行，我这样描述这一状况绝非有意对考古学心存不敬，而是觉得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界对地下发掘的追捧明显过热，期待值明显超出实际。仅以上博简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位权威学者对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时间作过肯定性的说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说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时间真的就那么难吗?再有，其中《孔子诗论》一篇对《诗经》研究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在许多学者那里，它也存在被过度阐释的危险。因为在我看来，《孔子诗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诗》本义问题。我以为，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诗》，与我们今天论《诗》，其间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当然，孔子去古未远，对《诗经》的了解或许更接近事实。但从理论上讲，孔子所理解的《诗》之本义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诗》之本义。目前古代文学界围绕通过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企图就此彻底弄清《诗》本义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又于无意间制造出一场新的误解。我认为，这一误解的产生恐怕主要来源于古代文学对考古学的崇拜性期待。我们不妨这样提出问题，如果古代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学，如果以后考古学界不能像此前一样陆续为我们提供新的地下发掘，古代文学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搞?这样下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战略?起码就现实的状况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展现令人信服的答案。还有，与追随考古学相仿，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现的禅佛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无庸讳言，佛教不仅对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创造了有足够理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学。但是，佛教既不是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段文学都有关系，也不是任何文学现象都适合引进禅佛视角进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识结构、任何素养和研究风格的研究者都能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禅佛热似乎也有适当降温的必要。

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受新时期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学术时尚的牵制尚属于老学科遇到新挑战的话，那么，于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经常花样翻新地旧话重提以吸引学界的关注，事实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学术注意力。这样的问题尽管常常是关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几乎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问题有的就是由某权威人士的一个名言警句而来，原本问题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论证，或命题在命名之后就未经过认真考虑其是否具备学理的根据。史学界长盛不衰、久争不下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争辩驳难，无非是那么几条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无非是那么仅有的可供选择的若干答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的自觉问题似也可归入此类。这一话题原本是由鲁迅先生所谓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一语而来。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鲁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当然，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有其学术根据的，例如进入魏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而后又陆续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的划分越来越细，文体的自觉追求越来越明确，由此，遂导致后来持续较长时间的文、笔之分和文、笔之争。有了这些理由，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就已经相当坚实了。不过，自打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文学界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基本没有停止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当年鲁迅先生的时间认定，而企图把中国“文的自觉”到来的时间提前，于是就有了东汉说、西汉初年说，乃至先秦说。如果对这一现象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个引起学人扎堆讨论的现象起码暗含了一个非学术化问题: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态，似乎中国“文的自觉”的发生时间越早就越能证明中国文学的伟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当年鲁迅先生“文的自觉”对译为“文学的自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就已经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很显然，鲁迅先生所谓“文”是指“文体”，他之所以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的理由也都是侧重“文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的所谓“文学”也指的是“文体”，否则他就不会在下面按时代先后逐一罗列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乃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了。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把“文体”和“文学”相混淆，“文体”的变迁是有迹可寻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而“文学”的自觉与否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以进行学理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一语境下的“文学”的核心是“文学性”、“文学因素”或曰“文学色彩”等等，而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难确定其准确内涵的。没有准确内涵，讨论和驳辩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争执。

由此可见，过分追攀学术时尚，古代文学以其先天的劣势往往非但不能搭上时尚的末班车，反倒不免受时尚之误、之累、之害，最后在五颜六色的时尚面前一无所获，而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囊，再次从起点出发;以著名的老话题来作新文章，又不免常常像孙悟空落入如来佛的掌心一样，由于从根本上缺乏超出如来佛法的能力而空作无意义的挣扎，最终只能在白白忙乎许多时辰之后依然束手就擒。在这方面，但愿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力争少缴学费为好。

上述不无苛刻和偏颇的讨论纯粹是笔者的一己之见，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有一点必须声明，中国古代文学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研究观念、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绩并不说明它没有问题，我想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解决问题之后，古代文学研究才可能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