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文学，每个时代文学完成的过程不尽相同。唐代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巅峰和奇迹，她的完成必然有着诸多不同寻常之处。整体看来唐代文学是历朝唐人前赴后继、精勤建设的结果，但各个时期建设的主题及其成就各有侧重和特点，其早期①建设尤可注意。由于唐初统治者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和修养，对儒家政治有着长期的酝酿准备，因而从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之后便坚定地选择并实行了“文德”政治②，这样的政治须要“文学”的全面配合，“文学”不仅是其资源和根据，还是其途径和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容和目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政治本身，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持而一体共成，非一般关系可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唐初统治者开始了全面的“文学”建设。总的说来，其文学建设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和规范性，高度成熟且意志统一。这些建设可见诸当时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就其主要途径和支撑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下面几个系统最为显著而得力:一是“政令”系统。在朝廷一系列诏书法令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赋予文字形式以最高权威，并付诸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等加以实施，具有政治的规定性和强制力;二是“史学”系统。在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和其他史书编写及著述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于叙述事实、褒贬取舍中确立准则和典范，引导并“激约”③当时及后世。三是“经学”系统。在对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阐述中表达。其特点是于整理文本、统一经注中确立意义和权威，示天下后世以准则。四是“文章”系统。在对已有文学作品的编集整理、解说评论中表达，其特点是在高下取舍的同时显示模范与法则。五是“编集”系统。在对文献资料、典章制度、故事轶闻之类的汇集编述中表达。其特点主要在于保存材料、提供资源，以便利用和借鉴。六是“文艺”系统。在具体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表达。其特点是真切生动，感人既深，影响亦广。六者各以其特有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致力唐代文学的基础建设，本文仅就“史学”系统略予考察，其他则俟另文。
一
“史学”建设实质上也是“文德”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史学”中的“文学”建设则是“文德”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在“史学”系统中的表达与实现，唐初史学较为活跃，其中尤以官修诸“前代史”（以下简称“诸史”）意义特别重要，以下讨论即就此展开。
应予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机制下，“历史”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官修史书尤其是将政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而有用于当前的有效形式。唐人于立国之初就考虑并着手大规模的“前代史”和“国史”（即“当代史”）的修撰，当时列入计划的有《魏史》、《周史》、《隋史》、《梁史》、《齐史》、《陈史》等④。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但统治者重史的态度已昭然可见。太宗即位不久便继续其事，《唐会要》载:“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⑤到了贞观十年即告完成⑥。至贞观二十年又诏修《晋书》⑦。其后又有史官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吕才撰《隋纪》，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元行冲撰《魏典》等等⑧。可见诸史的修撰和完成，大抵皆在贞观至（高宗）显庆时期，主持和参与修史者，全是朝廷官员，而且绝大多数为高级要员和宰臣，甚至连皇帝也亲预其事，并设有专门机构。这表明修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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