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而复振于清。清词号称“中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清初，满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遗民故老，有感于宗社之沦亡，哀恸于生民之疾苦，黍离麦秀之悲，一托之于词，词多变徵之声。例如屈大均、王夫之诸家之词，凄凉怨慕，几可与南宋末汐社诸遗民之作相媲美，于是一变明人之陋，词的内容有了变化，词的格调也有了提高。然而对于词的格律一端，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自朱彝尊、厉鹗之后，浙西词派大兴，但是时值“康乾盛世”，天下渐趋承平，文人学士畏惧清政府的高压和文字狱，浙派末流规摹姜、张，徒袭雅貌，陷于琐屑饾饤之中，到乾嘉之际，词可以说是盛而复衰。常州词派出，力矫浙派末流之弊。张惠言之《词选》，专主寄托；周济之《词辨》，穷源析流，词之门庭，由是益廓，词体日尊，法度益讲。加以乾嘉考订校雠之学的影响，词家不断编选前人的作品，评析订正、审音酌字，词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词人群体也人数众多，清词又迎来一个新的创作高峰。
晚清之世，“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外有强敌入侵，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国家积贫积弱；国内政治极其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内忧外患，情势与当年的南宋最为相似。海内词人，感时愤事，寄托于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后》）他们的词作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真所谓“愁苦之言易好”。更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词人的词作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大事，托讽隐微，寄托深远，真称得上是“词史”。作家群也非常复杂，既有显赫的朝廷命官，如邓廷桢、林则徐等鸦片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民族英雄，他们的词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时代和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也有词坛的耆宿，例如蒋春霖、王鹏运、朱祖谋等词学大家，在他们的词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国政如何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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