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辙晚年诗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是他亲手编定的，其诗歌的部分除四言、六言另归一类外，通常的五、七言诗都依年编排，容易确定写作的岁月。今以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起为苏辙的晚年，从《后集》卷二作于北归途中的《赋丰城剑》①算起，至《三集》卷四之末，共有五、七言诗368首，加上《三集》卷五的四、六言诗6首，不计集外的逸诗，已可得苏辙晚年诗374首。在此374首中，自宋徽宗登基，旧党纷纷北归的元符三年，历新旧党争相持不下的靖中建国元年（1101），到新党大胜，蔡京入相，定“绍述”政策，造“元祐党籍”的崇宁元年（1102），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使苏辙不能专心创作，三年间仅存诗20首②，且有一半是挽词。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身为“元祐党籍”中人，不能在京城附近居住，所以离家独居蔡州，此年作诗36首，可算恢复了正常的创作量。崇宁三年（1104），他得以归居安顿在颍昌府的家中，从此杜门谢客，却饱看了徽宗皇帝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等层出不穷的“盛世大典”，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皆在废弃闲居之中，且处政治高压之下，但每年作诗少则20余首，多则40余首③，保持着稳定的创作量。由于秦观卒于元符三年，苏轼、陈师道卒于靖中建国元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凋落，而苏辙则正如其侄苏过《叔父生日》诗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斜川集》卷一），同时，后起的名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故就北宋末期即徽宗朝的诗坛来说，苏辙应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多以江西诗派为重点，但艺术上已处于成熟境界的苏辙，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识和曾经进入政治中枢的经验，即便按通常的说法，谓其才华逊于苏轼，其成就也非江西诗派中人可以企及的。实际上，苏辙晚年的诗歌，展现着东坡、山谷集里难以看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经历了东坡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山谷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二人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然而，在北宋名家中，苏辙的诗可能是最少受人关注的。宋人本爱谈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作者为目收录相关的谈论，东坡和山谷名下都有好几卷，其他如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及许多江西诗派中人也得以列为专目，而苏辙竟不得专立一目，可见谈论之少，似乎他的诗还不足置诸齿牙。除了苏轼、秦观等关系亲密的人以外，苏辙诗的知音中要以陆游最为著名，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④既然常劝人读，必是自己读了很有体会，但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此后，历代的评家、选家也极少谈到苏辙诗。今人孔凡礼先生独具慧眼，对苏辙晚年的《八玺》、《买炭》二诗作了专文评述⑤，而其所著《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的晚年部分，大致就是根据诗来编排的，对诗中的重要内容大多加以引录，间下评语，钩玄提要，等于是他解读苏辙晚年诗的成果汇集。笔者以为，这是目前研究苏辙晚年诗的最好的起点。当然，孔先生所作的都是个别诗的内容解读，而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全体的艺术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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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苏辙集》附录二）于政和二年（苏辙卒年）条下云:“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写诗成为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或者竟可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所谓“意有所感，一寓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