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胜玲
谁在深山更深处?自然是隐士了。
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
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溜个渔杆到渭水边琢磨事。还别说,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
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礡,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当然唐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阴谋)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
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隐士呢?当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
当然,真正的隐士不多,他们都在深山更深处,他们都生长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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