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汝昌
(一)曹氏家世为何需考?
曹寅的门人郭振基为《楝亭诗钞别集》作序,有“公家世华胄,位望通显”之语;然而曹寅向康熙帝奏报公私诸事时,却常常需要点出他先人是“包衣老奴”,自身是“包衣下贱”,“包衣”即满语“奴仆”之音义。及雍正夺位,还骂曹頫是“下贱小人”。以至曹雪芹,特在小说中托于赖嬷嬷之口而道出一句:“你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此之谓刻骨痛语。
这就是说:家世华胄的曹家,却不幸沦为旗奴,——由先世的“位极人臣”而变为“其贱无伦”了(满洲旧俗,待奴婢严酷之极,由家计、婚配、行止……,直到生命的处置,都由旗主一言决定,故无自己的“命运”可言)。
那么,这种特异的家世实际,必然会影响到曹雪芹的思想感情,反激他的精神灵智。所以要对他的家世作一番讨寻研索,理解认识,就成为我们文化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家世华胄”的内涵
郭振基的这四个字,文词甚简,内涵至富。极其简略而言,这门家世是由几个大的历史标记写定的——
(甲)周武克商,分封诸侯,封六弟叔振铎于山东济水之阳的曹地,是曹家以国为氏的肇始。
(乙)传至第二十代,有曹䘏,身列孔门七十二贤,位亚颜、曾,唐、宋皆有封号,配祀文庙。
(丙)由䘏再传第八代,有曹参,是为汉代开国名相,“萧曹”并称的“画一之政”的贤臣,有惠于民,封平阳侯(其后裔又曾八次袭侯),为十八元勋之第二位。
(丁)曹参的第四十代孙,名曹彬者,即是宋代开国元勋,官至枢密,封鲁国公,追封济阳郡王,卒谥武惠。世称武惠王,河北灵寿人。
曹雪芹这一门,就是武惠王的后代。
这一史实,除了我早年所考,近年又发现了康熙间所修《江宁府志》与《上元县志》(俱藏北京图书馆),两者皆有寅父曹玺传。前者云:“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卷十七《宦迹》)后者说:“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卷十六《人物传》)
这一中古始祖的明确,是“家世华胄”的最切近而关键的一个历史世系环节。
(三)武惠与武穆
要考曹雪芹家世,只知是武惠王之后,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须知道武惠以下的世系传流的史实。
现经考知,雪芹一门,乃是武惠之第三子曹玮之后。
曹彬生有七子,前三名即璨、琮、玮。玮字宝章,官至彰武军节度使,卒谥武穆——这是北宋的武穆公,而后世只知岳武穆了,岳以抗金不朽,曹以御羌建功。
曹玮子孙数世单传,至其五世孙名孝庆者,因知隆兴府(南昌),遂落户于府南之辟邪里,再迁武阳渡(今日武阳村),人称“武阳曹”。
是即雪芹上世在南宋淳熙年间的始迁祖。(以上所据为安徽池州、江西武阳二部曹谱)
(四)一条简明的铁证
这条铁证,像“家世华胄”,只有四个字,却属青史不磨——这记载见于张伯驹先生所藏、现归国家的珍稀文献《楝亭图》。此《图》现存四巨轴,其第一卷中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题记与题词《满江红》,其起拍云:
“藉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这与朴学大师闫若璩诗赠曹寅所云“汉代数元功,平阳十八中;传来凡几叶,世职少司空。”正相合符,咏的是曹参相国之后。
但纳兰名作之后,又有数家叠韵,包括名词人顾贞观、名曲家顾彩,而其间有一署名“古燕袁瑝”的,其起拍则大书云——
“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这就重要极了。此词表明:当时朝野上下,人人尽知:内务府“包衣”旗奴曹氏,却是宋初武惠王彬与武穆公玮的后代子孙祚胤!
要想到,曹氏自己人以“奴才”(满俗必须如此自呼)的身份,绝不可能(不敢)向旗主皇帝炫耀这样的家世荣光显赫;其情理,当是康熙帝曾问及此,才不敢不以实对,而康熙闻之大为惊奇(他想不到自幼抚养、教育他成长的保姆家,原来是如此了不起的“奇特奴才”!),便与近侍及大臣们话及,故此朝野方知,人人称重了(清代皇帝对臣僚家世、戚党关系极其留意谙悉)。[1]
(五)跟踪“惠、穆”之嫡脉
要考雪芹家世,必须进而跟寻武穆的后人,这一层次已提到本题的“第一线”上来了。
到哪儿去找呢?天幸,江西武阳曹氏竟保存下一部珍贵的族谱(王家惠、王国华提供)。
在此谱中,我们寻到了由江西、河北辗转入辽的真祖宗。
上文已叙:武穆数世单传,只此一脉落于江西武阳。由此以后,世系也同样分明。且摘述如下——
在江西豫章(南昌)武阳渡惠、穆后裔曹氏族谱中,记载着“入辽之始祖”,却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1]须知,武阳渡这一支,乃是武穆曹玮四代单传的后代,可谓只此一门,别无淆乱。
据武阳谱,南昌始祖为曹孝庆,孝庆系玮之四传孙,皆是单传,孝庆下又单传两代(孝庆实生二子:善翁、美翁;但美翁名下不载子孙),至子义,子义方生三子。其简表如下:
曹彬(鲁国公武惠济阳王)→(七子第三)玮(武穆) 侁(定州观察使)→诂(渭州刺史)→宝(袭鲁国公)→孝庆(隆兴知府)
→(兄弟二人,但弟无后)
┌子义(兄弟三人)→瑞可、端明、瑞广
善翁(景炎进士)→│
└子华(属安仁一支之始,与本题已无关系)
这“端”字辈三人中,端明名下注明“丰润支”,端广名下注明“占籍辽左”。据此,我们乃能确立一个基点——
武惠、武穆之后代子孙中的唯一一位最早入辽者就是曹端广。这是无可移易的谱系源流之真相。
那么,我们已有一层理由,认为曹端广即雪芹上世入辽之始祖。
(六)印证浭阳曹氏族谱
浭阳曹氏族谱是清初丰润支的曹鼎望主持修成的,实际叫做“南北合谱”,即指江西武阳与河北丰润的合编谱。而其成谱的原由,是艺为鼎望出任江西广信知府,方才得到了亲自与族人协作得机缘。
今存弓西武阳谱,卷端只存有这一系的九世孙曹观源《武阳曹氏宗郄源流序》,序作于明代“正德十年岁次庚子”仲冬月。[2]其中有云:
……始祖孝庆公,盖彰武节度使武穆公之五世孙也,官朝散大夫、知隆兴府。因家省城之南(按另处云曹家巷)。子善翁,卜居城南之四十里,地名武阳渡(按另处云因不肯仕元,故避地隐居。又另处所载此四十里处名辟邪里,再迁始至武阳),至今人称武阳曹氏云。图书世泽,继述绵延。视灵寿之族,虽天各使(按此“使”字疑有讹误)方,而实一气之流行也。然自孝庆公以来,世代既远,子孙益众,使谱法不立,则本源不清……
即此可见,江西一支,迄未能与河北“老根”复得联系,而武阳谱实自明正德间始创。[3]
再看曹鼎望在武阳谱中的《祭曹氏宗祠文》与南北合谱序,则皆作于康熙十九年岁次庚申((1680)九月浭阳谱亦载此序,引者云是“九年”,疑脱“十”字)。合二文而观,所叙源流始末十分清晰。今不必照引,为了易晓,改成覆述,则其经过如下:
(甲)说祖父曹士直,在长汀作官时,曾坐船到江西求访谱牒,不可得,怅然空返。
(乙)叔父曹继参官袁州守,距南昌不远,遣人寻访故里,而时值兵乱,族众远避,只得作罢。
(丙)弟首望,“榷关在鸠”,武阳族侄文珩字楚白,水路来访,出示了世系图表,宝如“天球”!
(丁)鼎望自康熙六年出任徽州知府,三年之内,楚白携子侄又一再为修谱相访。
(戊)及鼎望又出守广信,这才得至武阳,叙宗祭祖。这段经历,说明了他们共同经营谱牒,而相互印证了南北两支的世系关系。
族谱的资料记载的历次修谱,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至正五年(1345),明代有正德十(五)年与万历四十三年两次,而清代则顺治九年(1652)又有修订。那么族人楚白出示的,或许即是顺治本。而曹鼎望序《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则在康熙十九年岁次庚申九月上浣。[4]其中叙云:
爰稽世系,盖自明永乐二年始祖伯亮公(按即端明)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祖发祥之地也。……
由此明确印证了上文所叙之要点:端明“协”(偕,携)弟端广北迁,端广后又出关,卜居铁岭——此为武穆公之后裔入辽的第一人,已昭然无复疑义。
(七)政治婉词与讳笔
有人评论别人是“只要(自己的)观点,不要史料”。他却不晓得,不懂得清初的历史,连史料也是读不明白的。比如曹鼎望在祭宗祠文中所叙的叔父继参作袁州牧时曾遣人访求族里,而因“兵火之秋,族党远避”,这似乎平平而叙;实际却是“时方定鼎之初,哀鸿甫集,族之人群然惊疑,——逡巡中止。”——在谱序中便又稍稍申明了一步。
你看,那实情原是江西族人闻得有“新朝”的官员来了,以为是要“查”他们的,大家警惕恐惶而遁逃躲藏了!这才使得他叔父不得不“中止”访求。
那么,为什么曹鼎望在点明了“一卜居于辽东铁岭卫”之后,就再也一字不见提起了呢?其原因可以“思过半矣”。那是当讳不可明言的政治变故的大原委呀!
政治的“婉辞”还可举出二例——
(甲)明末崇祯二年“随清兵出口”的曹邦(鼎望的祖父辈兄弟三人,邦乃长房士淳系下的,为鼎望伯父辈),实为后金兵入关侵掠时被俘,而谱言邦后来归旗,是由关外“族人”引荐。
那么,请问:那关外者既系“族人”,也必须是武惠、武穆之后才能同族——此同族又是由哪儿来的呢?
对此为何不能明言细叙?政治避忌而婉辞讳之也。
(乙)曹鼎望在修谱作序时又特笔表示叹惜:“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
这就更“怪”了。这个辽阳一籍,上文从未提及,至此忽然“冒出”来了,前无交代,后无照应,——古人行文,都是有法度的,若无明脉,遂为曲笔,定有隐讳之情在内,可知这“辽阳一籍”的实在来龙去脉,是不便(不敢)明言的。
那么,你就可以明白了:——
入辽之始祖端广的后代,有一支变成了可以引荐同时归旗的旗下人(那时只属满洲旗),而不称铁岭籍却称辽阳者,是他们后来从铁岭已迁至辽阳宦寓了。除此而外,“族人”安在?
政治婉辞是不得已的文法,但它必然为读者留下“书缝”。文史考证何以必要?正是因此而发生而建立的学术“工序”与“工种”。
(八)曹瑞广自丰入辽的原由
曹氏端明、端广兄弟二人,因江西大水灾而逃荒北上,曾“百艰备尝”,方达河北,流落而至于京东一带,始能定居,当时幼弟断无独自又迳谋远行之情理与可能。结合历史情况而考察推断,则其日后所以出关,也有迹象可寻,并非毫无缘故。今亦只简叙要点如下——
(甲)永乐二年江西大水灾,官府特赈,可看《明史·本纪六》。端明、端广是因逃荒而又兼政府大移民的措施的影响而离乡北上的,故端明之孙曹安还能知他祖父北上是“百艰备尝”(见浭阳谱中曹氏坟碑记)!那实是一种死里逃生的挣扎奋斗。
(乙)曹鼎望所谓(端明)“协弟”的“协”字,用法太特别,应是音近误写(重印谱讹字不少),盖不言“兄弟二人同行”而特表“协弟”者,实谓长兄携带幼弟(曹子义的第三子,年最小),此时端广尚未成年,他们先是流落京东一带,后定居丰润。端广长大成人,可以自立谋生时,适值政府为了交好满洲女真(与东北蒙古族),在广宁、开原开辟“马市”,民族间贸易十分兴旺(由“马”而发展为一切生产生活用物的大市场),以后只有开原南关外四十里一市最盛,故关内经商与兵役等人纷纷前往。而铁岭者,即是开原之南接壤相邻的地点——此即所以曹端广离了丰润前去作客(因而“占籍辽左”)的历史原因。按马市的情况而看,本来是永乐四年先开辟广宁、开原共有三市以待蒙古与海西女真的贸易,但后来只剩开原南市(开原本有二市),即与女真贸易的这一集市特为兴旺发展;而其形势则逐渐向南展扩,是以到了后来乃又增设了抚顺一市——而铁岭者,其地正处于开原与抚顺之间。即此一点,可以推见,曹端广之所以出关而落户铁岭者,其时当在永乐中后期(马市事可看《明史》成祖本纪)。
是以端广居住丰润,已有一段时间。四十年代的铁岭、抚顺的曹姓,还都知道“祖上是河北丰润来的”。此事如今已有文献可征了。[5]
(九)武穆后代入辽者只此一支
江西武阳谱的《敦本堂八录》,其一题为《迁徙录》。其中载有——
敬之,客辽东。
以渼、以缮、以龙、以简、以恢、均客辽东。
这儿,有两点颇饶意趣:
(甲)此录叙列移往他方者,曰“占籍”,曰“因家焉”,曰“卜居”或“居”,独于辽东则皆书“客”字。
(乙)查谱表,敬之下注云“客辽东”,他是端可的次孙孔方之子。端可即端广的长兄。
以渼、以缮二人顺列,缮下注云“偕兄同居东京。”此二人,乃孔方之六传孙(父名日玉)。
以龙、以简,二[4]人名下无注。此二人亦皆孔方之六传孙(父名日璧)。
以恢,名下注云“客辽左”。此人恰亦为孔方之后(父名日昭)。
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清楚而有趣的:所列赴辽的六人者,无一例外,都是曹子义之长子端可的后代。
这一现象,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端可本人虽未能在永乐之初与两弟端明、端广一同北迁(其原因当然可以有种种可能,年龄、体力、病恙、职务……也能是原因,甚至其时已不在世),但他的后代,亦即次子孔方的子孙们,都还知道有一位族叔祖一系在辽左,而为了谋生路投奔关外去了。
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充分证实了,凡明代由武阳到辽左的曹姓人,扫数是武穆曹玮之后,略无差互,不容诡辩。
但我还要赘言一点:以□、以缮兄弟二人,以缮是“偕兄居东京”。这“东京”在明代无有着落,也不可能是“辽东”的误字,字形字音都不致混。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客居的并非“东京”,而是“京东”,排印的谱上二字不过是互倒了。“京东”者,实亦丰润一带地方也。这个可能十分值得考虑。
另一可能是:先投奔了京东,然后顺路又出关找铁岭一系的族人去了,是先后层次,而非歧异。
至于由武阳赴辽的,为什么都是孔方一支的后人?原来,端可只生孔直、孔方兄弟二人,而孔直及其子斌之,皆殁于战役中,而斌之所生二子已到雷州卜居去了。这在谱中有传可稽。所以,这个自武阳投奔族祖端广一系后代族人的,只有孔方的子孙了。考之史实,处处吻合。
总之,所有这些入辽之人,都出于武穆之后的曹孔方一支,别无任何混淆,而他们又都没有“越过”丰润这根据地的可能。
(十)结语
曹雪芹是武惠、武穆之后。
武穆之后几世单传,落户在江西南昌以南四十里武阳渡。
到第八世端明因水灾携幼弟端广北迁,卜居在京东丰润(谱中犹书曰“顺天丰润”,是明初遗语也)。
永乐中后期,由于“北关”马市日益兴旺,端广成人后随众到关外谋求发迹,遂占籍开原南关马市以南的铁岭卫。
他是曹家入辽之始祖。以后江西武阳族人还有投奔而至者。
端广后代的曹锡远(世选)于明末后金陷铁岭而被俘,成为满洲旗中皇族的“包衣老奴”。
曹锡远一支,后随宦累迁辽、沈,讳言铁岭之事,只报辽、沈为籍贯。[6]
锡远之后代诞生了曹雪芹(名霑·字芹圃)。
曹雪芹在明清时代的祖籍实为河北丰润,已由种种文献综合证明,脉络的清晰度已充分昭显。
附说
(一)目今曹氏家世有二说,曰“丰润说”,曰“辽阳说”。前者来源甚早,海内外专著、传略等,皆著录明晰,但一般论者皆以拙著《红楼梦新证》(1953)为代表。后者则专指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中之主张(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二)“丰润说”的概念内容是:明代祖籍为河北丰润,寄籍为辽、沈(见《新证》所设《丰润县人》与《辽阳俘虏》两专节)。“辽阳说”的概念内容是:曹氏祖籍只能是辽阳,与丰润断然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辽阳说”的根据是:①《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内载有雪芹上世诸人;②辽阳发现的石碑上刻有曹振彦(玺之父,雪芹之高祖)姓名。以为“石证如山”,“不可移易”。
(四)“辽阳说”的“致命弱点”是:此说主张者始终无法证明“五庆堂”曹与武惠、武穆有任何世系关系;其后造出一个“定陶说”(由江西迁定陶,由定陶再迁入辽),纯属假想。但此假想却由五庆堂谱藏主曹仪简臭弟驳纠,毫无此事,(见《文艺报》1995.3.11王家惠撰文揭示)。至于辽阳石碑镌名,可以表明的不过是宦地寄籍,而根本不能迳于“祖籍”牵合。
(五)“辽阳说”的另一依据是:康熙《上元县志》记曹氏“著籍襄平”,遂解襄平为辽阳,著籍为“祖籍”。实则俱误。盖襄平乃古郡名,概指辽东,非谓某一城邑。著籍即占籍,其义皆与寄籍无殊,可看新版《辞源》有关释义。所谓“著籍襄平”,亦即江西谱中所云之“占籍辽左”,不过前者措词古雅而已。复次,《县志》原谓“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者,正与康熙《江宁府志》所记“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按宝则即世选之又一异名,皆明末时之满洲旗奴汉姓人随宦易名之政治原由),宦沈阳,遂家焉。”核以《白山词介》载曹寅曰“沈阳县人”,而《上元县志》正言世选“令沈阳有声”,可证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尚未迁都沈阳之前,沈阳一度设县,而以曹世选为沈阳地方行政官员。则更可证“著籍襄平”者,不过即是因宦而“家沈阳”的变词而已。参互钩稽,一切晓然在史,本无疑混。执此以为“祖籍辽阳”,自难成立。
(六)后金初时尽杀读书士子,见《明季北略》。所留者技艺、工匠、医士而已。晚至皇太极天聪三年(1630),始立“文馆”,记政事,试儒生——此时已知儒士(知识分子)之有用矣。而曹振彦正是天聪四年石碑上镌名任“教官”,考振彦为“辽阳贡士”,见《新证》所引;足证振彦系以新贡士而教导“汉兵”(明之炮兵。其时尚无汉军旗之制也)。一切若符契之合。是则执石碑镌名即可证“祖籍”,其为臆说,亦无待更辨矣。
注:
[1]“入辽之始祖”一词,是“辽阳说”者所标举,但该说只据“五庆堂谱”中之第二代曹俊为入辽始祖,而又明言此人由何地入辽,尚属悬案。不止如此,该说者又言曹俊之入辽,原自何地尚所不知,但无论如何与丰润无关云云。
[2]按此有误。正德朝无庚子,只有庚午(五年)与庚辰(十五年)。若十年应为乙亥。疑本是庚辰十五年(1520),脱“五”字而讹“子”字。
[3]据江西谱《修纂志》,创修者曹子义,即孝庆之孙,今本无创修序,且彼时方由曹家巷、辟邪里而“三迁”至武阳不久,所修应只限其上世之“源”,而尚无子孙之“流”可载也。故武阳谱之实体应以正德谱为始。
[4]此据武阳谱《修纂志》。而@⑤阳谱则纪年为“十九年岁次辛亥孟春”,这显然应书为“二十年”才对。当是次年正月才移录入于浭谱的。二本文字小异处,以武阳本为佳。
[5]“文献”包括载记与耆旧的传述。铁岭曹氏尽知上世迁自丰润,详见《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中《我与铁岭曹氏叙祖籍》;《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中《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一个致命弱点》。二文皆记曹氏老人的经历与旧事。(唐山敬老院94岁曹佐华,40年代在抚顺时结识了铁岭的族人,叙清了祖上的脉络)。这些,与我在《红楼梦新证》第123页所的李西郊之文所述完全吻合。
[6]拙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123页所引的《知寒轩谭荟》所云:“其内务府包衣旗颇有由汉人隶旗者,其先亦多系罪人家属,而既附旗籍,即不复问其原来氏族。”这是真懂旗制史实的文献。当然,所谓不复问其原来氏族者,并非全不可考,只是讳言而已。此皆属于“政治婉辞”,不过今之人大抵不知清史实际,遂逞臆而妄言耳。
〔总注〕曹氏宗谱,系武惠王曹彬命其次子曹琮主修,先已编得十七帙,即同宗离散分居之十七处谱牒。至开宝七年,彬奉诏下江南平定南唐,次年克池州,遂有此地族人来叙谱系,乃又修一帙,合为十八帙,各钤以彬印,以为信记。谱首有樊若水之序与曹琮之跋文,并两宋名贤题记甚盛。今访得池州谱之传本,已略明原委;至于尚有十七帙,或有幸存,记此待访焉。
至本文第五节,所引以武阳谱为主据,故据以叙云孝庆之次子美翁不载子孙。然亦有引据丰润南北合谱者,却载美翁生二子,不知何据。但此二子者又皆注明迁居异地。总之,美翁一支已与本题无涉,即与入辽无关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新书《曹雪芹祖籍考论》,王畅著,凡45万言,剖析至为详密,追记于此,以备覃研。——丙子九月校后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