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的语言困惑：“苦水”与“口水”

作者：崔利民
毫无疑问，一切文学作品都靠语言来叙述描写，并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高尔基曾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高尔基《论文学》332页）诗是一种浓缩的艺术，应是用最凝炼的语言来抒写最复杂的情感。诗人公木曾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别是诗，它是经过提炼的最精粹的语言。语言的选泽应该是和诗的构思、和诗的形象同时到来。离开了音节就没有了音乐，离开了语言就没有了文学，特别是诗。”（公木《谈诗歌创作》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可见，诗人有无创造的才能，是否能创作出感人的诗章，往往体现在其语言的运用和表达上。

诗歌语言无疑必须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新颖的形象性、高度的凝练性、丰富的含蓄性以及鲜明的个性等等特征。但是，诗歌创作的实践表明，诗歌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原本就面临一种无法逃避的困境：一方面，诗歌的语言必须是一种含蓄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必须明快，让读者能够看懂。诗歌语言正是在含蓄与明快这两极之间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对接，谱写出动人的诗章。

遗憾的是，当我们浏览当代诗坛的时候，却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当下的诗歌语言，一方面，是艰涩难懂的“苦水诗”。我之所以称其为“苦水诗”，是因为读这样的诗歌实在是一种“苦差”，是一种“受罪”。纵使你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诗人要表达什么。不错，诗歌要求语言精炼，要求有更多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弦外之音，即我们常谓之为含蓄。但含蓄不是晦涩，也不是深奥，而是诗意的浓缩与曲折的反映。那么，当下的诗歌为什么如此艰涩难懂？从写作技巧或者说从表面来看，是不少诗人在用意象的堆砌和杂乱的语言魔方掩饰着灵魂的空虚，但从创作主体的观念体系或者说从本质上来看，他们只是用玄妙的哲学思辩营造着个体的精神巢穴，诗人的触须越来越蜷缩、聚拢向偏狭的一隅，而倒向了所谓推崇自我抒写个体的极致。诗，不再是社会秩序离析和重建纷纭更迭的折射，不再是历史转轨期国民灵魂震荡和裂变的标本，更不是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时代精神的再现。诗，已经异化为诗人的调侃游戏和插科打诨，异化为对生活的戏谑和对艺术的亵渎，异化为一种远离大众、远离现实、远离生活的无根浮萍。不少诗人只是用所谓玩世不恭的超然和自命不凡的清高掩饰着社会良知的沦丧，用随意扯起一面大旗便标榜为一股新潮一个流派的所谓“探索”与“试验”掩饰着灵气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甚至于滥觞着庸俗不堪的污浊和物欲横流、情欲横流。于是，“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这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劣性态势仍趋恶化。只有那些以“先锋”自居、以“高雅”自傲的虔诚诗徒，在精神萎缩的诗躯面前一面孤芳自赏，一面顾影自怜。诗到底是让谁看的？如果真的晦涩到了只有自己才能看懂，那又何必发表出来让读者“猜谜”，让读者“受苦”呢？

另一方面，与晦涩的“苦水诗”相反的是直白的“口水诗”。诗坛有所谓“口语诗”之说，但如果真是朗朗上口、感动人心的“口语”倒也罢了，问题是这种“口水诗”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诗的凝练和简约，更谈不上诗的节奏、美感和韵律，不过是毫无诗意的大白话甚至“懒婆娘的臭裹脚”而已。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口水诗”的泛滥比起“苦水诗”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已经成为诗坛的“宠儿”。比如一些人推崇的徐乡愁的《猪比我们幸福》：“猪比我们幸福／猪没有必要穿衣服和裤子／没有必要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猪可以把下半身露在外面／却没有人说他们有露阴癖　猪比我们幸福／猪想方便的时候不必上厕所／更不必分男厕所和女厕所／猪在方便的时候不必脱裤子／猪本来就没有穿裤子　猪比我们幸福／猪吃了又睡睡了又吃／且不必在早上六点按时起床／也不必在晚上九点按时就寝／猪最大的理想就是伸懒腰　猪比我们幸福／猪想日就日想生就生／还可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你们扫黄打非的管不着／你们计生办的同志也管不着吃喝拉撒搞／猪比我们幸福比我们健康／下辈子一定变成猪”；再比如徐乡愁的《你们把我干掉算了》“你们把我干掉算了/我的头颅开始腐烂/头发和头屑不停地下掉/我的五官开始腐烂/眼屎耳屎大量分泌/我的心脏开始腐烂/四化实现了人民做主了也无动于衷/我的骨头开始腐烂/铁鸡巴也开始腐烂/我懒得去操这个装逼的世界/你们不必给我治疗/也不必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你们干脆把我干掉算了/现在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晒得我发懒晒的我必困/正是干掉我的最佳时机”，我实在从这种所谓的“反讽艺术”中都不出一点诗意，反倒感觉如同一堆疯言疯语！即便是管上的《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一辈子没有你们钱多/一辈子没有你们会混/一辈子没有你们会玩/我都承认/可是/你们谁也不敢和我比诗”，这其实也不过是一句感言，一段对白，最多也只不过是一篇小品文而已。不过，这样的诗作在当下诗坛实在是俯拾皆是，举不胜举。不是吗？你看看当代诗坛上那些先锋派的现代诗吧！你看看那些直白得就像白开水，粗俗得几乎就是喊出来的话语，那些荒唐的就像梦呓一样的语言吧，那是诗吗？那就是语言的精魂吗？笔者浅陋，对此尽管不能给出一个非常严格的答案，但自认为诗歌至少应该和其他文体（例如散文、小说、戏剧等）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吧。再者，如果诗歌和散文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以后，我们想写那些所谓的现代诗的时候，索性就写散文算了！但即便是写散文，也不能“口水”直流啊！

含蓄不是晦涩，明快不是直白。诗的语言必须是诗人被感动过写出来，又能感染别人的。诗人闻捷说：“诗歌语言不是墙壁上悬挂的弦琴，而是主人公心灵深处颤动的琴弦。它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工具，而且是一把打开人们心扉的钥匙。”“苦水”与“口水”恐怕都无法打动读者，恐怕都已经成为诗歌远离大众、大众也远离诗歌的两种极端语言。因而，“你固然不能把诗写得只有你自己与你的驴子能懂，也不能把诗写得人人都懂”，个中三味，还是自己去体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