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前期的“吏治与文学之争”

作者：丁放
《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一文中论及开元前期姚崇贬斥张说等人的原因时指出：“这主要的原因，较为明显地，是为了使玄宗的皇位更加安定。但是，在骨子里面，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汪先生的说法影响很大，其实却不无可议之处：

首先，姚崇及其继任者宋璟都不是吏道出身，姚崇虽然由门荫入仕，却是因应制举“下笔成章科”登第后才步入上层的，这与张说应“词标文苑科”为第一名而入仕的经历十分相似，宋璟则是进士出身，与郭元振、魏知古、赵彦昭相同。

第二，姚、宋虽然富有政治才干，却并不以长于吏道著称，史称“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资治通鉴》卷214）《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第一》说：“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初元（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柳芳《食货论》，《全唐文》卷372）

第三，姚崇的确有一定行政才干，《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但他并未因吏治与文学的观点不同来贬斥张说，他之所以将张说等人排斥出朝，主要原因乃是汪先生所说的为了巩固玄宗的统治。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新唐书·姚崇传》云：“（姚崇）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张说私自与岐王交结，犯了唐玄宗的大忌，姚崇抓住这一契机，将张说贬出朝廷，既巩固了玄宗的统治，又报了个人的私怨，然而这与吏治与文学之争并无直接关系。

第四，姚崇、宋璟执政期间，不但没有反对文治，还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建设，如开元三年起，令褚无量、马怀素等整理内库及秘书图籍，数年后，方告成功。

第五，这一时期的政治，总的说来比较开明，文人的狂态得以尽情展示并被社会所宽容。此时出现了两大狂人，一为王翰，一是王泠然。王翰于景云元年举进士，次年就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云：“开元初（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开元初”为“景云初”之误），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宋璟并未惩治王翰，更为有趣的是,王翰相继得到张嘉贞和张说的礼遇。《旧唐书·王翰传》：“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翰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嘉贞担任并州长史在开元四至五年。《旧唐书·王翰传》：“张说镇并州，礼翰益至。会说复知政事，以翰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王翰工诗文，与张说、张九龄、苏晋、祖咏、胡皓、杜甫等人均有来往，张怀瓘评其为“朝端英秀，词场雄伯”（《文字论》）。张嘉贞、张说礼遇王翰，即发生在姚、宋执政这一时段内。王泠然“学为儒宗，文为词伯……所著篇什，到今称之，洛阳为之纸贵。”（佚名《唐故右威卫兵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序》）开元五年进士及第，他及第的当年,作《与御史高昌宇书》，便已狂态毕露：“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馀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高昌宇的态度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时人对王泠然这种狂态显然不以为异，可能还会比较欣赏。《唐会要》卷七五《藻鉴》：“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拔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旧唐书》卷一百《王丘传》说王丘：“典选累年，甚称平允。擢用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称一时之秀。”王泠然开元八年应书判拔萃科中式，任太子校书郎。

第六，张说被贬岳州，常与文人唱和，宋璟路过此地，也参与其事，对于张说岳州唱和，姚、宋并不介意，而当岐王范与文人在长安酬唱时，他们就不能置之不理了。宋璟对李邕的态度也值得注意。李邕是著名文人，在武则天时即有狂名，自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开元三年，擢为户部郎中。邕素与黄门侍郎张廷珪友善，时姜皎用事，与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旧唐书·李邕传》）开元六年，宋璟奏称：李邕、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从之。”（《资治通鉴》卷212）应当说，宋璟的处理方式还是很有分寸的。天宝年间，李白、高适、杜甫都曾与李邕有过来往，李白有著名的《上李邕》诗，杜甫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也都十分狂傲。可见姚、宋时期文人政策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