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

词之起源，从中唐至今，代有所论，可谓一个千年学案。但对此学案作一深入考察者尚不多见，尤其缺乏对此学案的学理透视。本文拟就此学案的几点关键，着重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剖析，以利探寻词体起源的真相，并由之反思本学案所反映的当代学理建树中的几个问题。
一　唐代的“词之起源”说及其学术意味
具有“词之起源”意味的学术话语，最初由中唐文人提起，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元稹的《乐府古题序》，有曰：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齐牧犊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已明矣。
这段话，以当代话语表述之，要点大约有五：一、中国韵文一体，最早的源头是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二、诗之流，衍为三大类：赋、颂等七名，乃诗之别流；诗、行等八名，为徒诗一脉；操、引等八名，则为歌诗一系。三、徒诗、歌诗，皆可作歌辞。歌、诗之异，并非在“句读短长”。徒诗者，本不特意为合歌而作，用为歌词，乃由“审乐者”“采取其词，度为歌曲”，故作者不须考虑其诗与音乐的关系；歌诗则专为合乐而作，以传唱为首要指归，故文体形式需要服从歌曲的乐句组合与旋律走向等音乐构成，因而作者必须“由乐以定词”。四、合乐歌辞在音乐上约有两大统绪，一为“在琴瑟”之高雅音乐；一为“采民甿”之谣讴之曲。五、“在音声者”歌辞的源起，出于两大类活动：一是各种仪式活动；二是人们在各种“苦乐之际”的情感倾诉。
以上五点，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关于“诗”的两大分类与“歌”之发生缘由的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唐文人歌词创作的某种事实描述。从“学术”的角度说，其关于“诗之流”、关于“在音声者”歌辞之“起”、关于自古歌辞即有“选词配乐”与“因声度词”两个生成途径、关于歌辞曲调的雅、俗两个音乐系统等等，均可作今日有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而从“事实”的角度说，则其是亲历者对中唐文人作词情况及有关观念的叙述，故对今日探究“词的起源”至关重要。其呈现的事实是：其一，中唐文人还没有将后世指称的“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歌辞体从“在音声者”中独立出来；其二，中唐文人认为歌辞的不同文体形态，是由“因声度词”的技术产生，与“声”的乐种并无关系，而自古以来，歌辞创作就有“因声度词”的传统，就有“句读短长”。其三，中唐文人将采之民甿的歌曲作为“因声度词”的重要曲调来源，并把采民甿歌曲以度词作为一种渊源久长的传统加以确认。也就是说，中唐文人的曲子词创作，既是一种文学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行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