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题序（告别红学）

作者：刘梦溪
这是我《红学》一书的增订版。《红学》大部分章节写于八十年代，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向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因此我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探讨了她的学科树义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科。原书七章，即现在的第二章至第八章。第一章和第九章是这次加上去的，书名也借用第一章的标题改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向他传达荣宁二公的口头指示，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这是说《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元年）到1744即乾隆九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因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曾再致其意：“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应该是作者点题的话。晚清徐兆纬《报馆杂咏》：“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氏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如此说来，莫非“红学”当产生之初，就与“新政”成一互相矛盾之对立物，两者不可在同一时空下求同兴并盛耶？康梁事败，时在戊戌，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为1898年。到如今恰好又过去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红学，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爱好者、研究者，从这个一百年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迪或“暗示”呢？

王国维感叹：“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陈寅恪同发一慨：“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我们今天置身于前此未有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当然又是“新政风行”的时候。处此背景之下，已经“历百年”的红学，是不是与“新政”仍呈互相矛盾之状态——倏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转而“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至少，前一种情形现在是出现了，确有不少喜欢“淡红学者改谈经济”，甚至谈之不足而索性投身商海。“应用红学”的慨念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而动工兴建的南北“大观园”，早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红楼宴”摆而不厌；“曹雪芹家酒”也呼喝于电视广告之中；红学家们则触“玉”（曹雪芹喜欢用谐音）“通灵”，学会了“炒红学”。百年来已经极学术之盛的红学不仅是“热”，而且“闹”起来了。然则“热闹”的红学，是红学的兴旺还是不兴旺？是学术的幸事还是不幸事？如果否命题可以成立，那末“富贵流传，已历百载”的现代学术的宠儿——红学，是不是如同《红楼梦》里的贾府，也到了某种“运终数尽”的边缘。

虽然，学术思潮的更替与擅变是事物的常态。有盛必有衰。梁启超把学术思潮类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给以概括。这些个嬗变的时期和段落红学全都经过了，所以我才有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红学》一书的理由。现在距《红学》的写作已经过去十有余年，时下的红学由梁任公先生给定的第四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进入了“闹学”时期，有的时候只有《红楼梦》第九回贾府子弟“同学堂”庶几近之。新近的表现，是有人研究出脂本脂批均系伪造，并悟得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另一群体成果则是共同认为通县的一块石头是曹雪芹的墓石，重新为卒年壬午说“定了案”。职是之故，我有理由也才有勇气在原书的头尾各加入一章，并以“红学吃语”作为未章的标题，增订出版这本旧著。看校样的时候顺手改润了几处文字。第五章增加了一个长注，补充介绍几种以前不曾见到的索隐派著作；这要感谢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因为所补入之书都是承他的厚意从遥远的海峡彼岸惠寄给我的。参考书目增加了1988年以后的部分，系清胡文彬先生百忙中所抄示，谨在此致谢。河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亚民先生、责任编辑刘辉小姐，为出版此书竭尽了心力，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励帮助，我怕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再来出这样一本书，因此特向他们致以谢忱。

不过，这回可真的该告别红学了。

1997年9月9日于无梦斋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