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40回研究综述

《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所续

1921年胡适发表了在红学史上具有革命性作用的《红楼梦考证》（后被收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在批驳了“旧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所作的种种猜谜式的影射比附后，他从考证作者的身世入手，提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乃出自高鹗之手的续作。胡适的论据如下:（1）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有句“艳情人自说《红楼》”[1]（p115），以及诗题注“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胡适认为“此为最明白的证据”;（2）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提出:“……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胡适认为“俞氏这一段话极重要。他不但证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补的”[1]（p113）;（3）程甲本程伟元序言说后40回的来历，是他从藏书家等处搜罗得到的20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到的10余卷。胡适说:“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1]（p115）;（4）胡适认为程甲本高鹗的序言，“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1]（p115）。

1923年，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辨》（《俞平伯说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他采用前80回攻后40回的方法，层层深入地对后40回进行分析研究，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的作者是不同的两个人。他说:“《红楼梦》原书只有80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40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2]（p6）俞平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连“后40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续的”。

胡适、俞平伯考证出《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所续以来，吴世昌、陆树仑、王永、何林天、张国光、叶征洛等人也认为后40回是高鹗所续。

吴世昌《从高鹗生平论其作品思想》（《文史》1965年第4辑）认为高鹗是后40回的作者，而且还认为在程伟元活字本以前的120回抄本也是高鹗的手稿。他首先分析了高鹗《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一诗，推论高鹗续作后40回“乃在风情未减之‘昔年’，即在1788年中举以前，则在1790年周春在浙买到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抄本，便毫不足怪”。另外他还论述了张问陶所说的“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中的“补”字的含义。他说:“我在上引《图书馆》季刊中论《红楼梦稿》一文中曾指出高氏在《红楼梦》中‘修补’最多的是前80回，且程、高二人在他们的‘弁言’中也直认不讳;而张问陶却特别指出高氏所补者乃‘80回以后’，可知张氏所谓‘补’，绝非‘修补’之意。”他认为“凡言‘补’者都指补作，亦即续作，从无解为‘修补’者”。

陆树仑《有关后40回作者问题的材料考辨》（《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对通常引证的几条材料作一番考辨后得出结论:“程伟元、高鹗在《序》和《引言》里，关于排印百廿回《红楼梦》原委的说明，存在着不少破绽。在没有取得确凿材料澄清上述情况，证明《序》和《引言》真实可靠之前，是不应该轻信的，更不宜用作说明后40回非高鹗续作的根据。”他认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为杨继振所伪造”，“像这样的赝本，是不足以说明《红楼梦》后40回是否高鹗续作的问题的”。针对第三个材料，陆树仑肯定地认为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高鹗对于《红楼梦》是‘订’还是‘补’，张问陶不会不清楚。如果高鹗排印百廿回《红楼梦》，的确只是做了一些订正工作，张问陶怎么可以说是他补了整整40回呢?同时，张问陶的诗和注是写了赠给高鹗的，是让高鹗看的，不同于一般的记载，作假不得。所以，对张问陶说《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所补，不应看作妄说。”

王永《〈红楼梦〉后40回作者的再议———兼评考证方法上的几种倾向》一文（《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辑）客观地分析了考证方法上的几种倾向，得出结论:“所谓程甲本问世前，社会上曾流行过一种百二十回的版本的话，纯系猜测，并没有拿出什么具体明确的证例。如果说确有一种百二十回版本流行的话，那就是高鹗的几个初稿本。以后，又用另一个高氏修改本加以校正。但这个修改本，仍非高氏最后付印的定稿本。所以，才出现有一部分文字既不同于程甲，又不同于程乙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按照某些人的推论，这后40回书是另一个不知名的作者续成的。为什么社会上竟没有留下他个人写作的任何情况呢?文学考证辨伪工作，要面对作品，尊重事实，来不得任何主观测想。在没有拿出十分有力的证据之前，高鹗续书的结论是推不倒的。”

何林天在《是谁“曲解歪缠乱士林”———评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2辑）认为，“高鹗长期从事《红楼梦》研究，并且有过续作，这是有许多颠扑不破的证据的”。他说:“高鹗续作《红楼梦》，我们不能排除他曾收集过某些雪芹的残稿并写进《红楼梦》的可能，但后40回基本上不是雪芹的原著，因为雪芹原著后20回的许多情节与伪续后40回不同，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我们如果细读《红楼梦》，还可以发现某些历史事件，是雪芹死后才发生的，而这些事件恰巧是高鹗续作后40回的时代。”他还认为“从整个后40回来看，由于情节的基本不符，他们‘加工’的不是少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并且在该文结束时，何林天还说:“高鹗的朋友说他有过续作，伪续中某些史实又恰是高鹗续书的时间。在我们还没有发现高鹗是根据别人的续稿，他再加以补订的确切证据之前，他的朋友证明他有过续作，那么这后40回的著作权应属于高鹗的。”

张国光《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说:“二十年代，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他们考证《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主要是曹雪芹，后40回的续者是高鹗，并且说高鹗还对前80回曹雪芹的原文作了修改等等，我认为这些考证是可能的。”[3]（p401）他还认为“曹著前80回是一个距离定稿时间还远的、正在修改中的稿本，即使根据脂评承认曹雪芹在80回以后‘还写好了五、六段却不幸一起迷失了’（俞平伯《红楼梦80回校本序言》，《新建设》1956年5月号），这也不能说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写作任务呀”[3]（p398）。“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算清这笔账，把曹雪芹的不虞之誉，特别是把评论家对此书后40回人物结局和艺术手法的赏析的理论成果，加以认真地总结，把他们改归高鹗名下。”[3]（p398）

叶征洛《菩提树上两花开———〈高兰墅集〉是高鹗续作〈红楼梦〉后40回的铁证》（《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辑）认为:“总之，由高鹗的自述，他人的论述，高鹗的平生、性格、爱好以及他的《高兰墅集》和后40回的密切关系，可以断定后40回系高鹗补作而不容置疑。”“当然，我们也相信高鹗承袭了曹氏后40回部分残稿，但大部分的文字，乃高氏辛勤创作的结晶。”

《红楼梦》后40回是曹雪芹所作

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专家主张后40回是曹雪芹所著。其中代表人物国外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陈炳藻，国内有周绍良、徐迟等人。

1954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根据前80回已被程、高改动过的亚东本统计，取《红楼梦》中的24个语词来证明后40回也为曹雪芹所写。

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台湾传记文学社1966年版）的《结论》中说:“我相信高本40回系据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而非高鹗所能作。”他认为《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高鹗仅就残稿作了某些“修补”，而不是“增补”。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陈炳藻在首届国际《红楼梦》讨论会上发表了《从词汇统计论证红楼梦的作者》一文，他借助电子计算考察《红楼梦》前后用字（词）的相关程度，认为后40回也是出自曹雪芹之手。

徐迟《红楼梦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也主张后40回作者是曹雪芹。他认为由于后40回写的是封建制度的败落和塌台，因此封建卫道士们对后40回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硬是要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庸俗、轻薄、恶劣、凶狠”的脂砚斋怕后40回的巨大的反封建意义，所以“有意‘迷失’掉了后40回，妄图掩盖四大家族和封建制度的崩溃与灭亡过程”。幸亏程伟元又找回了后40回，由“责任编辑或助理编辑的高鹗”“很认真，很谨慎，很漂亮”地完成了“抢救工作”。因此作者应是曹雪芹。

周绍良《论〈红楼梦〉后40回与高鹗续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后40回是曹雪芹未改定的残稿。”第二年他在《略谈〈红楼梦〉后40回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中，一方面从故事情节方面举例论证后40回是曹雪芹的残稿，另一方面又举例从一种写作形式“来证明后40回是根据曹雪芹残稿整理而成的”。最后得出结论:“可以肯定后40回回目是曹雪芹第五次‘增删’时‘纂成’的，而后40回文字，主要是曹雪芹原稿，其残损或删而未补的，由程、高补缀了一部分也是有的。”

舒芜在《“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关于〈红楼梦〉后40回的一夕谈》（《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说:“后40回里面，写得坏的太坏，写得好的又太好，文笔悬殊太远了。恐怕就是因为有的是根据曹雪芹的残稿，有的则出于高鹗的手笔吧。如果纯粹是一个人续写的，决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主张后40回里有部分是曹雪芹的残稿。

萧立岩的《高鹗续〈红楼梦〉后40回说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认为，在程本问世之前，并不存在续书的问题，在程本刊行之时，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敦诚等）还有不少人健在，这些人不但了解曹雪芹，也可能大都读过《红楼梦》原稿，而他们又大都有专著集子留于世，如果后40回是高鹗的伪作，而他们也决不会容许别人把伪作强加在自己的亡友身上而默无一语。但在他们的集子里却找不出有任何非议后40回的话。据此，萧立岩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程本的后40回决不是凭空而来，尽管其中可能掺入了别人的一些笔墨，但基本内容还应当属于曹雪芹的”。

王昌定的《关于〈红楼梦〉后40回的著作权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把《红楼梦》120回得以流传于世的功劳归于程、高，但他不赞同《红楼梦》120回的作者署名“曹雪芹、高鹗”。他认为“比较准确一点的概括应该是:‘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修补’”。程、高所做的主要工作，实质上是修补工作，他说:“《红楼梦》后40回和前80回一样，原作者应是曹雪芹。”

朱眉叔《论〈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说:“关于后40回的著作权众说纷纭，我是拥护曹雪芹所著，高鹗整理润饰一说的。”接着，他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两个方面，对后40回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后40回和前80回不仅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且续有发展，使《红楼梦》成为完美的伟大巨制，这一巨制是任何人所不能续作的，势非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不可。”

宋浩庆《〈红楼梦〉后40回辨》（《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列出《红楼梦》后40回真伪辨别标准，分别从所写内容、人物性格、情节结构、艺术构思到表现手法五个方面前后进行对比，得出结论是“《红楼梦》后40回百分之九十四、五的笔墨属于曹雪芹的原著”。
杜福华《试论〈红楼梦〉后40回仍为曹雪芹所作》（《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从“驳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考据学”、“驳‘脂评’的所谓证据”、“驳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入手，得出结论:“《红楼梦》后40回仍为大文豪曹雪芹所作。”

王向东《高鹗续书考———〈红楼梦〉后40回作者重探》（《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4辑）一文采取“用40回攻40回”的方法，即在40回之内找矛盾，并借助脂批的线索和高鹗的思想最后得出结论:后40回有曹雪芹原稿残存，经高鹗修辑而成，“高鹗续书的说法并不足信”。

周文康《〈红楼梦〉后40回非后人续作的内证及其作者生年月日考辨》（《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辑）认为，“由后40回与前80回不合得出之‘续作说’这一结论，在逻辑上并不具备必然性”。基于此，周文康根据贾母生日的说法前后抵牾，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第62回、88回的这些文字比第71回的文字成稿要早”，依据前80回部分稿子成于后40回之后的增补，从而否定高续说。他根据中国古代历法，由第二十七回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交芒种节，推算得到作者曹雪芹的生辰八字，进而说“《红楼梦》120回著作权应归曹寅之孙、曹佳氏之侄、曹頫之子曹雪芹”。

《红楼梦》后40回是高、曹之外的另一人所作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后40回出自另一人之手。具有戏剧性的是俞平伯先生，在他坚信后40回是高鹗续作长达三十年后，面对新发现的一系列资料，促使他对“高续说”产生了怀疑与动摇，他说:“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见《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3辑。）而倾向于某个无名氏之手。

王利器在《高鹗、程伟元与〈红楼梦〉后40回》（《扬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对程伟元生平爱好及其与时人唱和的诗词和绘画的考察，认为程伟元实际上是个多面手，并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即“《红楼梦》后40回是程伟元就旧传本加工订正而成的”。

薛洪《从“脂稿本”看〈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认为:“脂稿本不是高鹗、程伟元的手稿，其后40回的简本也不是程高所作。程高只是整个120回《红楼梦》的整理印行者。”同时，他还认为:“现在的后40回与曹雪芹的关系也不大，因为前80回与后40回在思想艺术水平及艺术风格上差别较大。”至于后40回的原作者到底是谁，他还拿不出具体意见来。

夏荷《〈红楼梦〉后40回为何人所续》（《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一文提出后40回续作者是曹雪芹的遗孀杜芷芳。孙星燃《对〈《红楼梦》后40回为何人所续〉一文的质疑》（《兰州学刊》1986年第3期）和许德成《〈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杜芷芳吗》（《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辑）都不赞同夏荷提出的续作者是曹雪芹的遗孀杜芷芳的观点。前者认为夏荷的“确凿的证据”，是并不“确凿”的;后者认为杜芷芳的文学修养注定她无力续作后40回。

高鹗的生平、著作及思想

自从胡适、俞平伯提出《红楼梦》后40回作者是高鹗以来，许多研究者对高鹗的生平思想作了不少基础性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高鹗的生平一般只知道他是汉军旗人，字兰墅，原籍奉天（辽宁）铁岭，隶内务府镶黄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他考中了顺天（北京区）乡试举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中三甲一名进士。曾任嘉庆六年（1801）顺天乡试同考官，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职。他娶诗人张问陶（1764～1814）之妹为妻，张问陶是他戊申同科的举人（旧时称为“同年”），他和张又是嘉庆六年的同闱考官。他著有《高兰墅集》和《吏治辑要》（有汉、满、蒙三种文字本，故又称《三合吏治辑要》），但二书均未见流传。他补作后40回《红楼梦》，据120回刻本程伟元序，知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以前“闲且惫矣”。但除了上述几点以外，连他的生卒年份都茫无所知，至于其他情况就更不了解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材料，陆续刊布，为高鹗的研究也提供了方便。

关于高鹗的生卒年，吴世昌《从高鹗生平论其作品思想》（《文史》1965年第4辑）认为:高鹗“可能生于乾隆三年戊午（1738）或略早”。“至迟死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之前一两年，即1815年或1814年。”“由这两个生卒年看来，高鹗享年七十七岁左右。”

尚达翔的《高鹗生年考略》（《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推定:“高氏卒年当在嘉庆十九年冬到二十年之间，并以嘉庆二十年的可能为最大。”“高鹗的生年以约在乾隆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为宜，就差也不会差多远。”而且他还对吴世昌将高鹗的生年定在乾隆三年不敢苟同，他说:“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似乎不宜将高鹗的生年推定得过早。”

胡文彬在《关于高鹗的“履历”影印的几点说明》（《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一文中，介绍了新发现的高鹗“履历”，即清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恩科”中高鹗“朱卷”的第一部分，即考生履历。这份高鹗朱卷“履历”原件现藏上海图书馆，又载于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四册，由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出版，从中知道了高鹗的出生年月日:“高鹗实生于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寅时，如果换算成公元应为1758年11月17日凌晨3～4点钟。这样，高鹗中举时间为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年30岁;中进士时间为1795年（乾隆六十年），年38岁。他受程伟元之邀参加整理和排印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时间是1791年，年34岁;写《重定〈红楼梦〉小说既竣题》一诗，年35岁。”这一履历的发现，不仅给高鹗的出生年月提供了史实根据，得到了一个准确数字，并由此确定了高鹗中举、中进士、整理和排印120回《红楼梦》的确切时间，而且还知道了他的祖籍、字号排行、妻子情况等。“今据‘履历’可知高鹗字云士，号秋莆，别号兰墅，行一。而别署‘红楼外史’一印，当属于‘闲章’一类，不见于正式官文中。”“据‘履历’可知其始祖名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这是高鹗署‘奉天’之来历。其又填‘铁岭’，有两种可能:一是‘始祖’之后，高家迁于铁岭，至高鹗七代，可以填铁岭;二是三台子属铁岭辖管，自可以称为铁岭人。这份朱卷‘履历’是高鹗亲笔填写的，他并没有隐瞒始祖‘世居沈阳’的事实。”“今从‘履历’中可知高鹗的原配为卢氏女，逝于乾隆四十六年内或稍后不久。”还知道“其次子为玉纶”。胡文彬还说:“高鹗还有一女名高仪凤，字秀芝，能诗。但‘履历’中无记载。”他推测或是高仪凤已嫁或是女孩子不入谱之故。

高鹗的著作有《兰墅诗钞》、《兰墅砚香词》、《兰墅文存》、《兰墅十艺》、《月小山房遗稿》等。新辑本有《高兰墅集》。清那清安辑《梓里文存》收入高鹗八股文四篇。其他作品尚有不太引人注意的《吏治辑要》。通过这些著作的分析，可以透露出高鹗的品质与思想。

吴世昌《从高鹗生平论其作品思想》认为:“作为文学作品而论，《砚香词》之浅薄无聊，与《兰墅十艺》中的八股文真堪伯仲。”吴世昌对高的作品分析后说:“从他的诗、词看他为人，似乎品格不高，热衷利禄。”

周绍良《论〈红楼梦〉后40回与高鹗续书》认为“从《砚香词》里有限的几十首词来看，可以看出高鹗是如何热心科举，炫耀功名（见[荷叶杯]），贫贱时则希图富贵，幻想‘艳福’（见[一剪梅]），这实在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庸俗的人生观。尤其是[菩萨蛮]、[声声慢]、[满庭芳]、[念奴娇]等词中，作者处处在卖弄风情，恶劣不堪，充分表现了他对待女性是抱着当时士大夫们一贯的轻浮态度”。

陈加的《高鹗的〈吏治辑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高鹗的《吏治辑要》论述所及，“颇称‘丰富’，从初入仕途到封疆大吏，擢将调转，劝惩治化，尽忠竭虑，无不涉及”。“更重要的是此书‘足以辅章奏而谱吏治’。其中有宦途指南和做官诀窍。无怪乎精于此道的高鹗，在他67岁的暮年，从嘉庆六年到十八年间，整整十二年中，始终保持了五次同样的考语:‘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陈加还认为“高鹗诗词轻薄儇佻，其人热衷功名利禄，时人多已评论，从他晚年所作《吏治辑要》看他的思想、识见以至品格，当能有助于对高鹗一生的研究”。

叶征洛在《菩提树上两花开———〈高兰墅集〉是高鹗续作〈红楼梦〉后40回的铁证》中，对高鹗的评价与吴世昌和周绍良所持的态度不同。他没有只从高鹗的作品去品评高鹗的人品思想，而是根据《高兰墅集》和其他资料，分析了高鹗的为人及性格特点，赞扬高鹗是“制艺能手”“诙谐善良”“多情文人”“钟情女性”等美好的一面，同时又从《高兰墅集》中，窥见高鹗的各种复杂思想。为其翻案。“人们每说高鹗迷恋功名。可是在他的词中，我们却看到相反的思想情绪。”“在他的友人评语和他的词中，我们窥见他有‘色空’和人生如寄观点，脑子里存在浓厚的佛家思想。”除此，他还赞扬“高鹗的灵魂深处，在追求这种无忧无虑、浑浑噩噩、朴质天真的悠闲境界。在当时，只有这种闲情的人，才会从事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之流’的勾当”。“到了清代，士林对传统的文学观点，已开始转变，故高鹗的举动，虽不能以开时代风气之先目之。但这种闲情的产物，却赢得了人们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