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中国古代总集分体

作者：郭英德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
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
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
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
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④]
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其“楚辞类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⑤]
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
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⑥]
以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编纂体例之始，其说亦本于《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滋以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⑦]
挚虞所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章流别集》41卷（梁60卷），《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各2卷[⑧]。“集”选录各体文章，“志”著录篇目及作家简历，“论”评述各体文章的源流、优劣，三者别名，合为一书，体例详尽完备。这是现有著录的最早的收录各体文章的著作，可惜早已佚失，唯遗残篇，无法睹其全貌[⑨]。
在挚虞之前，实已有总集的编纂。现知最早的总集，是王逸（约107-144在世）的“《汉诗》百二十三篇”[⑩]。此外，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在挚虞之前或同时编纂的总集，尚有：杜预（222-284）《善文》，应璩（？-252）《书林》，傅玄（217-278）《七林》，荀勖（生卒年未详）《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233-297）、《魏名臣奏事》，荀绰（生卒年未详）《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生卒年未详）《杂碑》、《碑文》等[11]。但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铏之作。从总体上说，总集兴起于曹魏（220-265）西晋（265-316）之际，这是大致可以断定的。
要而言之，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所谓“众家之集，日滋以广”，于是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12]。由此可见，总集生成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为了读者和作者的实用。易言之，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南朝梁萧统（501-531）《文选序》说：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原文作“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而（原文作“盖”）欲兼功，太半难矣！[13]
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唐李善（约630-689）《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4]，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