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鸟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渊明此间思想转换仍以鸟意象传达。他形容此时的仕 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此时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渊明居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象大鹏那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因此此期诗中之鸟，意义发生了转换，即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个体欲在社会上立足，实现人生价值，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质性和志向这二者有时候并不能统一，这时全靠个体的取舍。在这茫茫的暗夜中，渊明是多么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也多么渴望有某种力量载他渡过这一段沼泽！这期间他以其深厚的人格素养完成了对一个又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与求证。黑暗与苦难磨炼了渊明，也成就了渊明，他终因对人生问题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成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也开辟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新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模式。叶嘉莹先生对此期陶渊明的分析较为细腻：“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 ，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6]

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

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找寻到本真诗意生存后的渊明，其笔下的鸟，则是另一种形象。《归鸟》一诗，最具代表性：“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翼翼归鸟”其实就是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生命与精神的依托之所。此时的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同样，《读山海经》其一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以鸟比兴，渊明之本心逗露无遗。《饮酒》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回应《归鸟》一诗。《咏贫土》其一写“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念念不忘的仍是回归。然而最能代表渊明深意的当属《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王士祯《古学千金谱》曾析此诗到：“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渊明与鸟恍如一物，投身于宇宙大化。鸟之于山林，恰如渊明之于田园、自然。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此间渊明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归”。当然，渊明之回归并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性的抉择与判断，从中可见其人格涵养的力量。叶嘉莹先生对渊明的这一段寻觅的过程，有过诗意的分析：“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渊明诗中，深深地揉合着仁者哀世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7]朱光潜先生也认识到了渊明“蜕变”的痛苦过程：“谈到感情生活，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8]终老归田、托身所得，这绝不是在有的诗人那儿常常听见的无病呻吟式的呓语，而是渊明“拼却一生休”换来的一句沉甸甸的人生誓言。

那么渊明何以独对鸟如此情衷，为何不厌其烦地多次以鸟自况，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学、文化底蕴，逯钦立先生已然有所阐发：“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逯钦立先生所言极是，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

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之联系，不可不辨。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

渊明因追求进取而迷茫，又在迷茫中追求光明。“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止泊”与回归不仅是渊明得人声指归，也是魏晋士人精神寻觅的目的地，魏晋玄学的终结点。魏晋玄学重要一派的走向就是逐渐与名教疏离而向自然靠拢。当然，魏晋玄学命题杂多，观点各异，代表人物的政治取向多有不同，回归自然是其主流。但真正对此有过成熟的思考、理性的感悟、并付诸亲身实践的，渊明是极高明的一人。鸟是魏晋士人心目中的宁馨儿。渊明诗中的鸟意象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及文学基础。以鸟为例来看魏晋士人的精神追求，可见出其鸟意象的深度与渊明之归鸟不可同日而语。如著名的玄士何晏《言志诗》中写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不无忧声之嗟。诗中又表现了退隐逍遥的意愿：“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嵇康诗中写鸟有十余处，也不外乎“用舍行藏”之意，换言之，分进取的自由及个体诗意人生自由两大类。前者如《卜疑》篇中透露出“方将观大鹏于南溟，有何爱于人间之委曲”的不平之气。他内心中充满了对日益临近的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五言《赠秀才诗》中讲“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即属此意。嵇康的英雄主义精神最终碰壁了。阮籍尝有济世之志，然其只能发言玄远，以保命全身。最能代表阮籍思想真实的是这样一些句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外野孤鸿”，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也可以说是魏晋玄学士人追求的精神起点。此外，魏晋士人诗歌中言鸟之处远不止此。它如左思《咏史》其八写到“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也大体表征了自身处境。陆机诗“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张载诗“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鹳鹭遵皋渚，数为缯所系”等等，都表明了他们摆脱劣势处境的努力以及寻求诗意生存的探求。然而他们的探求都失败了。就中原因很多，如阮籍的软弱、妥协；嵇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诸多士人的庸人化倾向，等等。

只有渊明之“翼翼归鸟”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渊明的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和人生。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绕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结束了一个时代；就人生而言，他将玄学诗意化、人生化，是艺术化人生的大师，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渊明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称渊明“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也以渊明为魏晋玄学的终结。从“竹林七贤”到“金谷俊游”再到“兰亭玄思”，都停滞在寻觅自然途中的某个点上，只有渊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将建安文学以来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为：“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与之相表里的分别为“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同样视渊明为魏晋人格之终结。他更以优美笔触描绘了渊明达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10]“翼翼归鸟”，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陶渊明的人生转换及生存方式，从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它的潜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注释：

[1]《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58。

[2]《晋书·陶侃传》，出处同上，页1768。

[3]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4] 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283。

[6]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50——151。

[7] 同上，页151。

[8] 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93。

[9]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236。

[10] 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