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一种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宇宙而存在，一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人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现。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从自然中获得体悟以达到“神超形越”，这便是玄学家极力追求的精神境界。
一、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发展
魏晋时期，学者们用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包括纬之学。东汉灭亡后，东汉末年已经形成的士族中的“名士”，为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把儒家的《易经》，道家的《老子》、《庄子》结合起来，统称“三玄”，作为这种思想学说的根据，而称为“玄学”。当时的玄学家大都是所谓的名士。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形成一时之风，在清淡之中，尽管也有人（如稽康等）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仍是维护儒家伦理观念的。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魏正始间，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老子注》，提倡“贵无”，认为“有”（物质）生于“无”（精神）。在政治上提出以“无”为本，以“有”致用。以“无”为“自然”，以“有”为“名教”（伦理纲常），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用“援志人儒”的方式，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后来，魏晋之际的向秀和晋朝的郭象注《庄子》，改为“有”是自然存在，“无不能生有”，因而提出“名教即自然”，封建秩序体现了天理的自然。而裴颇的《崇有论》，与“贵无”说相对立，肯定“有”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从而论证了“长幼之序”、“贵贱之级”的绝对必要。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的《列子注》显然已受到佛学的影响;而佛学中的般若学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不久很快与玄学合流。后来佛学渐盛，玄学渐衰。玄学家在《周易》和《论语》的注释中，开始注重义理，而且博采众说，自出新意，改变了汉代只重章句、训话，严守师法、家法的常规，从而超过了汉代的经师，对后世注释经籍有一定的影响。
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归隐思想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名潜，字渊明，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为官。陶渊明实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但无疑是得阳（现江西九江）的望族。只是陶渊明年幼丧父，家境日渐败落，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陶渊明29岁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后归隐，后又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陶渊明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仅八十多天，便弃官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后来，虽然朝庭征召他为著作主部，也被他拒绝。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生性对政治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身为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想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赛翩思远蠢”（《杂志》五）可见他的胸怀和理想。由于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追求自由和隐逸，加之社会动乱，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断消减;另一方面，由于豪强军阀对政权的争夺而引起的血腥杀戮，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秉性淳厚的陶渊明难以忍受社会灾难，“爱丘山”的思想就一步步地滋长起来。“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君，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始作镇参军经曲阿》）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则是一种归隐思想的写照。
三、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及其风格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辞赋、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诗歌，而在其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对陶明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两部最具代表性的文论著作中，《文心雕龙》似乎没有提到，而在《诗品》中钟嵘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源出于应壕，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思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旧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宗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黄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瘦而实腆，自曹、刘、鲍、谢、杜诸人，皆莫及也。
陶渊明的诗歌，没有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练达，也没有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更看不到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柔情，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他无论遭遇何种生活，在他的诗歌中表露不出大喜大悲的情感，其语言、音调、节奏乃至意境都给人自然、质朴的感觉。“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之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这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之也。”（《欧阳修诗文论》之《梅圣俞诗集序》）这里欧阳修并没有给陶渊明的诗作任何评价，但他对梅尧臣的评价同样让读者感受到陶诗亦然;陶渊明诗歌朴素平谈，不事雕塑，谈后如见村姑野志，夕阳炊烟，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一片舒心悠顺的人生心情。
四、陶渊明田园诗的内涵及影响
陶渊明留传至今的诗歌总共125首，除部分饮酒诗和咏怀诗外，绝大部分为田园诗，约80首，其代表作有《归田园居》、《劝农》、《饮酒》、《寸运》、《移居》、《咏贫士》等。这些田园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和自然风光的憧憬，对劳动的认识和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并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的天地，从而成为田园诗的开创者。从内容上看，围绕乡村生活写云雨、写雷电、写花草树木、写鸟兽虫鱼，处处充满田园气息。从语言上看，他的每一首诗并非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提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带的成分，呈现出明净单纯、准确得体、自然朴素的特点，如“暖暖远人材，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白雪的轻盈，“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春风的踪迹，形象逼真，惟妙惟肖，达到了天然去雕饰的境界。从意境上看，陶诗不追求华美的外表，而以乡村随处可见可闻的事物作抒情对象.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简洁真诚，让读者从总体上去感受那种田园风光自然完美的意境，真可谓意境隽永。
五、儒道佛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儒家、道家均为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均为“九流十家”之一（《汉书·艺文志》）。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的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思想内核是“道发自然”，提倡“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主张“无为而治”。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提倡众生平等，“有生皆苦”主张以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道成佛为最终目的。陶渊明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和追求人生的真性与超越，“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性自得，为乡邻之所贵”，他的《五柳先生传》曾这样描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蔽穿结，革瓢累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既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写出了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陶渊明29岁之后曾出仕一归隐一再出仕一再归隐，到41岁多次经历了仕、耕生活之后，对农民淳朴感情的赞美，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归园田居》、《饮酒诗》、《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系列诗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仁义”思想，“无为”思想，“断除烦恼”思想对他的影响。“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辞》）既是陶渊明41年生活的总结，也是他思想变化的真实再现，“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五首》），“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饮酒二十首》，充分展现出陶渊明摒除追名逐利，摒弃世俗羁绊的思想，在精神上超越尘世，逃避现实，在现实中隐居田园、回归自然。
陶渊明深悟儒、道、佛之思想精华，面对人生而思索，面向自然而歌唱，用诗歌抒发内心深处的感受，让诗歌内容、语言、意境和主题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陶渊明得玄学而创作优雅的诗章，玄学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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