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辙晚年诗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是他亲手编定的，其诗歌的部分除四言、六言另归一类外，通常的五、七言诗都依年编排，容易确定写作的岁月。今以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起为苏辙的晚年，从《后集》卷二作于北归途中的《赋丰城剑》①算起，至《三集》卷四之末，共有五、七言诗368首，加上《三集》卷五的四、六言诗6首，不计集外的逸诗，已可得苏辙晚年诗374首。在此374首中，自宋徽宗登基，旧党纷纷北归的元符三年，历新旧党争相持不下的靖中建国元年（1101），到新党大胜，蔡京入相，定“绍述”政策，造“元祐党籍”的崇宁元年（1102），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使苏辙不能专心创作，三年间仅存诗20首②，且有一半是挽词。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身为“元祐党籍”中人，不能在京城附近居住，所以离家独居蔡州，此年作诗36首，可算恢复了正常的创作量。崇宁三年（1104），他得以归居安顿在颍昌府的家中，从此杜门谢客，却饱看了徽宗皇帝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等层出不穷的“盛世大典”，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皆在废弃闲居之中，且处政治高压之下，但每年作诗少则20余首，多则40余首③，保持着稳定的创作量。由于秦观卒于元符三年，苏轼、陈师道卒于靖中建国元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凋落，而苏辙则正如其侄苏过《叔父生日》诗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斜川集》卷一），同时，后起的名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故就北宋末期即徽宗朝的诗坛来说，苏辙应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多以江西诗派为重点，但艺术上已处于成熟境界的苏辙，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识和曾经进入政治中枢的经验，即便按通常的说法，谓其才华逊于苏轼，其成就也非江西诗派中人可以企及的。实际上，苏辙晚年的诗歌，展现着东坡、山谷集里难以看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经历了东坡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山谷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二人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然而，在北宋名家中，苏辙的诗可能是最少受人关注的。宋人本爱谈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作者为目收录相关的谈论，东坡和山谷名下都有好几卷，其他如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及许多江西诗派中人也得以列为专目，而苏辙竟不得专立一目，可见谈论之少，似乎他的诗还不足置诸齿牙。除了苏轼、秦观等关系亲密的人以外，苏辙诗的知音中要以陆游最为著名，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④既然常劝人读，必是自己读了很有体会，但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此后，历代的评家、选家也极少谈到苏辙诗。今人孔凡礼先生独具慧眼，对苏辙晚年的《八玺》、《买炭》二诗作了专文评述⑤，而其所著《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的晚年部分，大致就是根据诗来编排的，对诗中的重要内容大多加以引录，间下评语，钩玄提要，等于是他解读苏辙晚年诗的成果汇集。笔者以为，这是目前研究苏辙晚年诗的最好的起点。当然，孔先生所作的都是个别诗的内容解读，而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全体的艺术把握。

一

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苏辙集》附录二）于政和二年（苏辙卒年）条下云:“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写诗成为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或者竟可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所谓“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一个生命都活在诗里。因此，从苏辙晚年诗的整体上看，它的特点异常鲜明，就是诗的世界的展开过程与生命延续过程的高度一致性。这种过程，当然伴随着自然的时间流逝，而对时间的标志，无非是年月日，及各种节气，但如果说生命的延续才是真正的“时间”，那么对此“时间”的标志就是年龄，而最令人意识到年龄的就是每一年的首尾和本人的生日。观苏辙晚年诗的题目，自崇宁二年的《癸未生日》（《后集》卷三）起，崇宁三年有《岁暮口号二绝》（《后集》卷四），四年有《岁暮二首》和《除夜》（《后集》卷四），五年也有《守岁》（《三集》卷一），大观元年有《丁亥生日》（《三集》卷一），二年有《戊子正旦》和《生日》（《三集》卷一），及《除日》（《三集》卷二），三年有《己丑除日二首》（《三集》卷二），四年有《除夜二首》（《三集》卷三），政和元年有《七十三岁作》和《除日》（《三集》卷三），最后的政和二年，也作有《壬辰生日，儿侄诸孙有诗，所言皆过，记胸中所怀，亦自作》（《三集》卷三），这样每年都能找到标志着生命流逝的诗题。比较来看，写岁末的最多，生日的其次，而写元旦的只有大观二年一首，这一年苏辙似乎特别兴奋，作诗共达48首，是其晚年作诗最多的一年，其中原因应该另作探讨，总的说来是岁暮的气象更容易触动他的感兴吧。但毕竟生日乃是生命的最鲜明的标志，故此处引录《七十三岁作》一首，以见一斑:

一生有志恨无才，久尔萧萧白发催。力学当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应回。旧人化去浑无几，新障重生拨不开。七十三年还住否?获麟后事转难裁。

除末句用了当时人人视为常识的典故外，全诗清淡如话，既无华丽辞藻，也无难解词汇，而其实对仗灵活，格律工细，于写作艺术上可谓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在对于人生的慨叹中，仍抱着一个“有道”者的自信，虽然非常孤独，却不改初志。由于苏辙晚年禅悟颇深，我们自然可从禅学的角度，把所谓“新障”理解为心灵犹被外物所牵累，但从末句看，它含有对当年时事的一种否定。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自此以后的历史，尚未经过圣人的裁断，自己已经七十三岁了，如果还能生存，应该继圣人之志，对历史作一裁断吧。然而，如果仅指过去的历史，便没有必要感叹“旧人化去浑无几”了，对老朋友的怀念，暗示着他说的“获麟后事”乃是当代史。那么，他作诗的目的，除了感叹生命的流逝外，还要以他孤独的理性，为这荒唐的时代留下一部诗写的《春秋》吧。

《春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断礼义而见诸事实。苏辙晚年诗的诗题也经常标明日期或各种节气，今仅以《后集》卷三为例，其标明时间的诗题就有:崇宁元年所作《十一月十三日雪》;二年所作《癸未生日》，《寒食二首》，《春尽三月二十三日立夏》（小字为题下自注，下同），《梦中咏醉人四月十日梦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立秋偶作六月二十三日》，《九日三首》，《立冬闻雷九月二十九日》，《将归二首十月初三日作》，《次迟韵对雪十一月二十七日》;三年所作《还颍川甲申正月五日》，《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二首》，《葺东斋三月十八日》，《记梦七月二十六日》。
此卷存诗70首，而以上标明时间的近20首，其它卷中也大致如此。可见这是苏辙有意识这样做的。作为一个著有《春秋集解》十二卷的《春秋》学专家，他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写作日期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晚年诗中，皆以甲子书年，并不用当时的年号。按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这是宋人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与陶渊明的情况虽不完全符合，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的意义则被确认下来。当然苏辙的情况与陶渊明不同，若说他不承认宋徽宗的政权，那似乎不可想象，但书甲子而不书年号，多少意味着某种疏离感或否定态度。

除上面所引诗题中的“寒食”、“立夏”、“立秋”、“九日”、“立冬”、“上元”之外，其余节候如“正旦”、“七夕”、“中秋”、“冬至”、“除日”，直至“朔”、“望”、“腊”、“闰”等标示时节的名称，都曾出现在苏辙晚年诗的诗题中。与此相关的是，风、雷、雨、霜、雪、冰、久旱、溽暑及夜晚有月无月等天候的变化也经常成为他的诗题。另外，由于苏辙晚年花了很长时间建造他的“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等居宅，又花了较多的时间修饰他的庭园，故有关居室和庭中的松、柏、竹、花的诗，也占了其晚年诗的相当比重。当然读书和坐禅的诗也有不少。这是只要稍翻《后集》和《三集》的诗歌部分，就很容易获得的总体印象。
我们知道，诗材的日常生活化本是宋诗的总体倾向，但这个倾向在晚年苏辙的笔下则发展到某种值得深思的境地。日常生活在诗里不是随意地被写到，而是相当完整的、具有立体感的呈现。如果说对每一年的首尾和生日的关注是生命存在的自觉，详细而确定的年月日表达了作“史”的意识，那么几乎全部的节令和各种气候变化，就体现着对自然的默察，而与自然这个人类生存的大环境相比，居室与庭园则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小环境。从自然、历史到个体生命，在明确的时间标记下展开于诗中，这一定是有意营造的一个世界，而为作者寓身其中。

这是一个带有鲜明的宋学特征的诗世界。没有热烈奔放的欲望、旖旎羞涩的情怀或呼天抢地的哀号，甚至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即便偶尔露出一点端倪，也出之以经过反思的自嘲。反思是一把理性的利刃，割弃了感性欲望，而切入生存的终极意义;反思也是过滤的网，遗落杂滓，弃华取实，去粗存精。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观天观地，看月看星，听风听雨，读书读人，其终极的追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寓于这个诗世界中的苏辙本人，是何种形象?先看下面的诗句:“卜宅先邻晏，携瓢欲饮颜。”（《后集》卷三《次前韵示杨明二首》之一，建中靖国元年作）“小园花草秽，陋巷犬羊俱。”（同前《索居三首》之一，崇宁二年作）“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同前《初得南园》，崇宁三年作）“颜曾本吾师，终身美藜藿。”（《后集》卷四《和迟田舍杂诗九首》之三，崇宁四年作）“何以待君子，箪瓢容一升。”（同前《次迟韵示陈天倪秀才、侄孙元老主簿》，崇宁五年作）“陋巷何妨似颜子，势家应未夺萧何。”（《三集》卷一《初葺遗老斋二首》之二，大观元年作）“名园不放寻芳客，陋巷希闻载酒车。”（同前《同迟赋千叶牡丹》，大观二年作）“摇落南山见，凄凉陋巷偏。”（《三集》卷二《落叶满长安分题》，大观三年作）“佳节萧条陋巷中，雪穿窗户有颜风。出迎过客知非病，归对先师喜屡空。”（《三集》卷三《冬至雪二首》之二，政和元年作）“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傥见容。”（《三集》卷四《新作南门》，政和二年作）以上几乎每年吟到的箪瓢陋巷的颜子，就是苏辙寓于他营造的诗世界中的自我形象。其孙苏籀记录祖父晚年言论的《栾城遗言》（《四库全书》本）中，也记道:“公曰:颜子箪瓢陋巷，我是谓矣。”他是把自己比为颜子的。

实际上，历史上的颜子也只是一个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形象，具体的事迹或思想都不详的，但长期以来，他被当做“亚圣”、“先师”来景仰。在北宋，学者们构筑“内圣外王”之学时，便把颜子当作“内圣”的典范，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改其乐，就是做到了“内圣”的缘故。然而，这颜子的“内圣”之学究竟如何，却是经典并无明文，要学者自己去探索的。苏辙就此发表的意见，见于著名的《东轩记》（《集》卷二十四）: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

此文撰于元丰年间，受东坡“乌台诗案”连累而贬官筠州时。依文中的说法，是自少年时代即开始思考颜子人生态度的问题，在筠州初有所悟。筠州之于苏辙，正相当于黄州之于东坡，人生思想在苦难中得到提升。他把颜子之乐解释为参透天地造化之理，超越生死的终极境界，此乐为“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相比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这里有一个飞跃，就是“内圣”并不是“外王”的准备阶段，而是其本身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实现。学而优并不为仕，为的是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用舍穷达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无关。晚年的苏辙就体认着这样的人生境界，而营造了他的诗世界。

二

与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大地的东坡先生相比，孤坐遗老斋记录着雷雨霜雪的苏辙似乎少了一点生动的乐趣。然而，东坡是天上的谪仙，在人间留下一串潇洒的足印后，乘风归去，承受了十二年“夜雨独伤神”的是苏辙。他们兄弟都常有“归耕”之想，但东坡自海南才获赦归就去世了，相比之下，苏辙确实多了一段“归耕”的晚年生活，如《久雨》诗所谓:“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三集》卷一）他如此热切地关注天候节气，关注自然的变化，是直接与农事相关的。所以，有时为雨而喜，作《喜雨》诗，有时又为雨而忧，作《久雨》诗。此外《收蜜蜂》、《杀麦》、《藏菜》、《蚕麦》、《秋稼》、《林笋》等有关农事之诗，亦屡见不鲜。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老农:“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家世本来耕且养，诸孙不用耻锄耘。”（《后集》卷四《泉城田舍》）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三个儿子据说都善于治田⑥。

自然，“闲中未断生灵念”（《三集》卷三《小雪》），忧天本是忧农，而忧农也不仅为自家的田园，观《十一月十三日雪》（《后集》卷三）云: 

南方霜露多，虽寒雪不作。北归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麦敢嫌薄。今年陈宋灾，水旱更为虐。闭籴斯不仁，逐熟自难却。饥寒虽吾患，尚可省盐酪。飞蝗昨过野，遗种遍陂泊。春阳百日至，闹若蚕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尽鱼跃。美哉丰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儿具樽酒，对妇同一酌。误认屋瓦鸣，更愿闻雪脚。按此诗作于崇宁元年，正是新党战胜了旧党，而蔡京又战胜了曾布，身任右仆射，仿熙宁“制置三司条例司”而置“讲议司”，复新法，造党籍，建辟雍之时。《宋史·徽宗纪》载:“是岁京畿、京东、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兴化军旱。辰、沅州猺入寇，出宫女七十六人。”可见苏辙所述灾情属实，朝廷的应付办法是“出宫女”，地方官的办法是“闭籴”，就是将自己辖区内的多余粮食收购起来，以免灾区的流民到自己的辖区来“逐熟”，同时也可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以增加收入。此年十月，有河南府的一个草民裴筠，上书请“上感虫蝗水旱”，对熙宁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提出批判，被责为“语言狂悖，事理诞妄”，“特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所有讲议司许陈言利害文字指挥勿行”⑦。不但将裴筠本人流放，而且再不许人“陈言利害”。因为正值确定“绍述”路线的重要时际，而路线斗争显然被认为远比救灾重要，所以摆明了对灾情坚决不睬的态度。政府既如此不仁，能让苏辙感动的便只有老天的仁心了，当蝗虫的遗种像蚕苗那样到处孵育时，一场大雪将之打入土中，又随着雪水的融化流到河里，被鱼吃掉。苏辙认为这一场大雪可以免去来年的蝗灾，令“丰年”有望，所以高兴得喝起了酒。然而，他的愿望落了空，在次年（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的《次迟韵对雪》（《后集》卷三）中，我们又能看到“今年恶蝗旱，流民鬻妻子”的句子，于是他又只好指望老天下雪来消灭蝗种:“号呼人谁闻，愍恻天自迩。繁阴忽连夕，飞霰堕千里。”雪是下了，诗也写了，可他的心情并没有像去年那么高兴了。果然，崇宁三年仍受蝗害，《宋史·徽宗纪》载:“是岁诸路蝗，出宫女六十二人。”此年冬天，苏辙没有留下关于下雪的诗。但崇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作的《喜雨》（《后集》卷四）诗中，却回忆道:“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认为去冬下雪令麦子的收成有望，雪后虽有百日久旱，而三月二十三日忽得时雨，如果再下几天，“继来不违愿，饱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他能够指望的也只有“天意”了，所谓“时人浅陋终无益，径就天公借一丰”（《三集》卷三《冬至雪二首》之一），淡淡的语句含着无比沉痛。然而，崇宁四年的冬天却令苏辙有些兴奋。此年，宋徽宗完成了定九鼎、造大晟乐的“伟业”，觉得天下太平，礼乐崇兴，可以表示宽仁了，于九月下诏大赦天下，对党禁也有所放松，允许流人内徙;同时，由于蔡卞不愿附和兄长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而离开了朝廷，赵挺之又与蔡京不和，使蔡京及其主持的政策有所动摇。到冬至之日，预示丰年的瑞雪降下，苏辙于是作《冬至雪》（《后集》卷四）一首:

旱久魃不死，连阴未成雪。微阳九地来，颠风三日发。父老窃相语，号令风为节。讲武罢冬夫，畿甸休保甲。累囚出死地，冗官去烦杂。手诏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风频雪犹吝，来岁恐无麦。天公听一言，惟幸早诛魃。

徽宗喜欢以不经三省签署的“御笔手诏”来下命令，表示他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威。这种违反“祖制”的权威本是蔡京利用来压服政敌的手段，但它一旦摆脱蔡京的控制，便也给反对蔡京的人带来期待。苏辙看到手诏停罢了他所反对的保甲法，觉得很“可人心”，无异于冬至的瑞雪。但是要保证来年的麦子有收，眼前的一点雪还不够，因为长期以来肆虐的旱魃还未受诛。在这里，旱魃、雪、天公，构成了一个政治隐喻。此后不久，又作《春后望雪》，看来雪还是不多。次年春作《甲子日雨》（《后集》卷四）云:“一冬无雪麦方病，细雨迎春岁有望。”雪虽不足，雨却来得及时。他认为这时雨的到来就是“诛旱魃”所致，其《喜雨》（《后集》卷四）诗云:

历时书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请诛旱魃，天公信闻不?魃去未出门，油云裹嵩丘。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农夫但相贺，漫不知其由。魃来有巢穴，遗卵遍九州。一扫不能尽，余孽未遽休。安得风雨师，速遣雷霆搜。众魃诚已去，秋成傥无忧。

由首句可知，苏辙晚年诗中以月日记载的雷雨霜雪，确实隐含《春秋》之意。崇宁五年（1106）正月，毁“元祐党人碑”，二月蔡京首次罢相。与此诗对照，诗中的“旱魃”非蔡京莫属。然而，他觉得蔡京的同党余孽尚多，并未扫清，故又盼望着“雷霆”震除“众魃”。这无疑也是政治隐喻。

“雷”作为某种隐喻，在大观二年（1108）所作的《春无雷》（《三集》卷一）中，也很容易体会到:“天公爱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声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须扶。”这年元旦，宋徽宗于大庆殿举行了盛大的“受八宝”仪式，就是接受八个玉玺，以此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同时当然要大赦天下，许多旧党人士（包括苏辙弟子张耒）得以“出籍”，就是不把他们算作“元祐党籍”中人了。苏辙也于此年意外地得到优待，连续两次获得“复官”，虽无职务，而级别得到升迁⑧。这些大概就是诗中“雨”的喻义，可是苏辙真正盼望的是“雷”，除去“百妖”的“雷”。不久后写《仲夏始雷》（《三集》卷一）云:

阳气溟蒙九地来，经春涉夏始闻雷。麦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来谁使开?号令人共怪，阴阳颠倒物应猜。一声震荡虽惊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天上的雷响了，麦禾有望收成，可朝廷却未有“雷”，故仍觉“遍地妖氛”。苏辙所向往的“雷”，是指向他所谓的“旱魃”即蔡京集团的吧。

目前难以指实苏辙晚年诗中的雷雨霜雪等天气变化一一皆有隐喻，但其中不少是政治隐喻，却可以断言。所以，他的那么多标明时间之诗，并不属于中国古代诗歌中占着一大类目的“岁时节气”诗，其表层含义是忧农，其深层含义是喻政，——这是苏辙创造的《春秋》诗法。

三

苏辙的隐喻并不仅限于雷雨霜雪。

蔡京的第二次罢相，在大观三年六月。此年苏辙有咏秋扇的诗:

箧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⑨诗大概作于晚春，蔡京还未罢，但《宋史·石公弼传》云:“遂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京始罢。”其风声必早已传出，故苏辙有“炎风拂面”之感。第三句的寓意很明显，他仍有再起从政的期待。关于秋扇的诗还有他生存的最后一年即政和二年作的《感秋扇》（《三集》卷三）:

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

被废弃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在古诗中并不少见，但像“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那样的警句却不多，上句是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之意，下句则谓不辞为世所用。

非仅如此，苏辙庭园中的花竹松柏，也经常被他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此处对其竹、柏诗稍作解析。大观四年春天，因向来常青的竹子居然枯黄凋落，作《春阴》（《三集》卷二）诗云:

春后谁令百日阴，雨淫风横两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麦心。共怪丛筠亦黄落，终怜老桧独萧森。过中不克阳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自注:是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

将竹子的黄落归罪于“天公”不调阴阳，其寓意不待言。诗里出现的花、麦、竹、桧，当然不可一一落实所指，但它们有着超越花、麦、竹、桧本身的含义，则不难确认。令人奇异的是，此年黄落的竹子，经一场雷雨后居然又有了生机，长出了新笋，于是又有《林笋复生》（《三集》卷二）: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尝记。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从地涌出长如人，一一便有凌云气。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岁寒相妩媚。一朝纷纷看黄落，嵇阮相过无醉地。阴阳往复知有数，已病还瘳非即死。呼童径语邻舍翁，种竹未改当年意。姚黄左紫终误人，千叶丛台定何事。

竹喻君子，在这首诗里已明白道出，并与“姚黄左紫”、“千叶丛台”的牡丹花形成了对照⑩。但苏辙的关怀不停留于品格比照，而又指向“阴阳往复”之数，即超越一时的荣枯，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上思考命运，这使他真正迈向了诗人比兴的极致之境，即太史公所谓“小雅怨诽而不乱”，虽然含着怨诽，却不因此挠乱了心志，甚至失心病狂，而是自信无悔，百折不挠，以待后圣。“种竹未改当年意”，便透露出坚定和沉着。此在苏辙写柏树的诗里表现得更明确，《老柏》（《三集》卷二）:

柏根可合抱，柏身长百尺。我年类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贫初无居，爱汝买此宅。索居怀旧友，开轩得三益。风中有余劲，雪后不改色。我贫不栽花，绕屋多种竹。全家谬闻道，举目无他物。晨兴辄相对，知我有惭德。

全诗以“我”与“汝”（老柏）对白比类的口吻写出，而其要义在于“闻道”。因为“闻道”，所以坚定不乱，这当然就是箪瓢自乐的颜子之道。

以上择要解析苏辙诗中的隐喻，此外如《白菊》、《伐双谷》（俱见《三集》卷二）等诗，读来也明显感觉其有所隐喻，但难以窥见其意，不拟穿凿。如果上面的解析不算牵强附会，那么，说苏辙晚年诗里隐藏了一个以雷雨霜雪等天气变化和竹柏秋扇等身边之物构成的政治或人格隐喻系统，应该不算言过其实。《春秋》记天变以褒贬时政，《离骚》咏香草美人以寄托情怀，两种传统被自觉地结合起来。可以注意的是，苏辙不写香草美人而改咏竹柏，自是宋人审美观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他不像屈子那样一身憔悴泽畔而灵魂狂奔不已，无处安宁，终赴鱼腹，他始终保持着清醒洞达的理智态度和坚定沉着的成熟作风。毕竟，他寄寓于自己的诗世界中的是颜子式的“内圣”人格，即便有怨愤，也经了禅宗和道学思想的冲洗，写出的是宋型的《离骚》。
四

箪瓢自乐的人生态度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的漠然，否则又何必《春秋》诗法?《礼记·儒行》云:“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对百姓之病的真正关怀当然与求禄弄权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难以否认，这是一种“忧思”，与不改其乐的“乐”多少有些矛盾。这一点苏辙自己也感觉到:“人言里中旧，独有陈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忧人忧。”（《三集》卷二《遗老斋绝句十二首》之十一）他自己是想做到不“忧”，可是《久雨》诗又明说“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大观元年七月朔，作《苦雨》诗云:

蚕妇丝出盎，田夫麦入仓。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当。忽作连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门陷涂潦，入室崩垣墙。覆压先老稚，漂沦及牛羊。余粮讵能久，岁晚忧糟糠。天灾非妄行，人事密有偿。嗟哉竟未悟，自谓予不戕。造祸未有害，无辜辄先伤。箪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11

《宋史·徽宗纪》载:“是岁秦凤旱，京东水，河溢，遣官振济，贷被水户租。庐州雨豆，汀、怀二州庆云见，乾宁军、同州黄河清。”灾情与祥瑞并列在一起，令人哑然失笑，不知道京东路溃决的黄河流出的是清水还是浊水?看来不但是京东遭水，苏辙所在的京西路也苦于雨情严重，毁坏的墙垣压了老人和小孩，大水漂走了牛羊，存粮不多，田地无收，到冬天怕要饿肚子，如果灾民们知道庐州的天上会掉下豆子来，该如何感想?苏辙禁不住直言斥责:“嗟哉竟未悟，自谓予不戕。造祸未有害，无辜辄先伤。”自己箪瓢自乐，本可无忧，可是提笔作诗，不禁中肠发热。杜甫曾有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愤懑，它突破了苏辙的隐喻系统，于是出现直接批判政治的作品。
如孔凡礼先生的文章所分析的，《八玺》诗和《买炭》诗都是直接批判徽宗朝政治的力作，又如他的《苏辙年谱》崇宁五年下分析的《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诗，与政和元年下所分析的《秋稼》诗等，也都是“热中肠”的作品。这些诗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三集》卷一），因为它不但是《栾城三集》的压卷之作，而且批评的是蔡京经济政策的支柱——大钱法:

秋成粟满仓，冬藏雪盈尺。天意愍无辜，岁事了不逆。谁言丰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田家有余粮，靳靳未肯出。闾阎但坐视，愍愍不得食。朝饥愿充肠，三五本自足。饱食就茗饮，竟亦安用十。奸豪得巧便，轻重窃相易。邻邦谷如土，胡越两不及。闲民本无赖，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穷，忍饥待捐瘠。彼哉陶钧手，用此狂且愎。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

丙戌是崇宁五年。依《宋史·徽宗纪》所载，之前的崇宁元、二、三年连受蝗害，四年江浙一带水灾，之后的大观元年北方水灾，唯崇宁五年没有灾情记录，可称丰年。但苏辙却道:“谁言丰年中，遭此大泉（钱）厄!”这大钱是对北宋的基本通货小平钱而言的，始于神宗熙宁年间的当二钱。蔡京于崇宁元年主政后，变本加厉，陆续推出当五、当十钱，崇宁三、四年间，几乎一力铸造当十钱。由于大钱的面值虽是小平钱的二倍、五倍、十倍，实际的重量、大小、成分却没有相当比例的优越性，所以往往得不到普通百姓的信任，且因面值和实值的差距，使私自熔毁小平钱改铸大钱有利可图，故所谓“盗铸”问题日益严重。这样一来，大钱在民间市场必然贬值。但从某种角度说，这贬值也符合发行大钱的目的，因为民间虽贬值，而大量铸钱的政府一方在第一次使用时仍可借其威力保证面值所规定的购买力，所以这大钱就像海绵一般，把民间的财富吸收到中央，令连年灾害之下的政府收入仍大大增加。反过来，种粮换钱的农民必然大受损失，几年下来，他们既不敢相信大钱，又因为朝廷推行大钱及“盗铸”的影响，令市面缺乏他们相信的小平钱，所以只好不卖粮，如此便引起城市的饥荒，闲民成为流民，而土著（有产业在当地者）不忍离去，只好挨饥。崇宁五年蔡京已罢相，赵挺之力图停止这一货币政策，但大钱带来的问题犹如此严重。苏辙谓:“彼哉陶钧手，用此狂且愎。”可谓深恶痛绝。不过，大钱也有携带方便的优点，其性质与纸币有些相似，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产铜量不足以维持小平钱的铸造量所致。苏辙的意见，好像说当三、当五的程度可以接受，当十便不能接受。然而，徽宗朝虽复“新法”，但王安石那些增加政府收入的老办法并不能满足徽宗、蔡京制礼作乐、造就“丰亨豫大”的盛世气象的财政需要，除了大钱政策，先后代替蔡京的赵挺之、张商英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满足徽宗，所以终徽宗一朝，蔡京屡罢屡起，徽宗想抛开他，却又离不开他。就在苏辙写此诗后不久，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相。正合了苏辙所谓“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
确实，除了愤激外，苏辙更多的时候是感到无奈，“老人气力年年懒，世事如花种种新”（《后集》卷三《次迟韵千叶牡丹二首》之二）、“此心点检终如一，时事无端日日新”（《后集》卷四《岁莫口号二绝》之二），他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已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徽宗，是自以为继承着他的神圣的父亲——宋神宗的事业，在世间唯一正确的理论——王安石“新学”的指导下，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新时代，按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苏辙是个思想充满错误，行为相当恶劣而幸获宽赦的罪人，他的文字被视为毒草，禁止传播。而同时，在蔡京的竭力主持下，全国上下兴起了官办的学校，统一学习“新学”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并以此取士，便是苏辙的侄孙苏元老，一进入科举的考场，也必须放弃自己的家学，“读《诗》俯就当年说，答策甘从下第收”（《后集》卷四《送元老西归》），若不依“新学”答卷，是没有录取希望的。这样时间一长，世上不被权威意识形态卷着走的终属少数，苏辙便很难为新生的一代所理解，在世人眼中成为一个执迷不悟、孤僻古怪的老人。虽然他依然无比珍视地把东坡和自己的作品深藏起来12，虽然他还故作不解地问人“胡为窃王介甫之说以为己说”（《栾城遗言》），甚至也勉励年轻人中进士以后可以抛掉敲门砖，寻真正的学问来“湔洗”头脑13，然而，以孤独的理性壁立千仞抗拒举世滔滔的潮流，除了悲壮外也还有疲倦。即便他笔下的“日日新”、“种种新”仍带有讽刺的意味，但无奈的感觉毕竟更强。人会老，会病，会累，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告别，也不失为一种解脱，政和元年的除夕，是苏辙在世的最后一个除夕，有诗云:

屠苏末后不辞饮，七十四人今自稀。筋力明年应更减，诚心忧世久知非。脾寒服药近方验，风痹经冬势渐微。得罪明时归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讥。（《三集》卷三《除日二首》之一）

语气仍带点倔强，但毕竟已抱了放弃的打算。我们可以记得这个老人确曾“诚心忧世”，而不必责备他“消极”吧。

五
最后谈一谈苏辙晚年诗的艺术渊源问题。赵与□《宾退录》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云:

曾端伯（慥）以所编《百家诗选》遗孙仲益（觌），仲益复书云:“……白公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

孙觌认为苏辙和张耒的晚年诗都学白居易14。确实，白居易对宋诗的影响不限于宋初的“白体”，他的诗歌语言提供了一种“辞达”的基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准确地表达意思而让人容易理解的“规范的汉语书面语”。不但是在中国，就整个汉字文化圈而言，白居易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宋代诗人无论追求“辞达”还是追求故意的生涩，也都离不开这个基准。就苏辙来说，白居易确实是他自觉的学习典范。据苏籀的回忆，“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习之、白乐天。’喜《复性书》三篇，尝写《八渐偈》于屏风”（《栾城遗言》）。宋人往往贬唐人“不知道”，韩愈与李翱勉强可算例外，但也受到怀疑，而许白居易为“知道”的，可能只有苏辙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苏辙跟白居易一样喜欢参禅。既然认同其“道”，则诗文创作自然也受其影响。还在流放岭南之时，苏辙就写过《书白乐天集后二首》（《后集》卷二十一），至去世前一年（政和元年），犹有《读乐天集戏作五绝》诗（《三集》卷三），从五个方面将自己与白居易进行对比。可见，说苏辙“北归后效白公体”是大致不错的。就其晚年诗而言，虽然内容上有不少隐喻，有时并不容易窥测其意，但在语言层面上，可以说既规范又浅近，字面意思不难理解。

然而，孙觌对苏辙“效白公体”的结果是否定的，认为那使苏辙本来就差的诗变得更差了。同时，他却肯定苏辙的四言诗为“最善”。其实，四言诗只有《栾城三集》卷五所收的四首，笔者反复阅读，也感觉不到它们与苏辙的五、七言诗有多大的风格上的差别。按通常的见解，四言诗的体制古老，与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并不相配，像柳宗元《平淮夷雅》那样的作品才更易获得赞赏。如果苏辙学白体作五、七言是失败的，那么作四言应该更失败。孙觌的批评显得费解。
对苏辙诗的批评也来自朱熹，他说:“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爱‘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十字，却有力。”15所谓“慢底句法”，大概是指意思进展的节奏缓慢。一首诗由几个句子组成，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或为平行铺展的关系，或为递进转折的连接，如果前一种情形出现较多，就显得节奏舒展而缓慢，后一种情形则因进展快而显得“有力”。这样，由于对偶的一联经常是平行铺展的关系，节奏自然比不对偶的“十字”要慢些。但两种句式本身其实并无优劣之分，要在运用得当而已。朱熹拿偶句与“十字”作对比，有点不太合适。他的意思是怪苏辙诗的节奏太慢，但苏辙本人正是要追求从容不迫的气象吧。

尽管孙觌和朱熹都抱着否定的态度，但他们指出的两点，即浅近的语言与舒缓的节奏，确是苏辙晚年诗风的一个方面，白居易的影响在这方面体现得很明显。不过，就苏辙本人的艺术追求来说，也并不是仅以学习白居易为满足的。宋人已经注意到苏辙在诗评方面有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喜欢夸奖别人的诗像唐代的储光羲。这储光羲的诗在宋代并不引人注目，苏辙却至少在夸参寥和韩驹的时候都说其诗像储光羲16。可见储光羲诗在苏辙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意义在《栾城遗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

由此可知，储光羲只是一个阶梯，顺着这个阶梯要走向苏辙与东坡、山谷共同心仪的艺术高峰:陶渊明。苏辙曾赞东坡的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说明他是把陶渊明看得比李白、杜甫更高的。看来，白居易的意义可能与储光羲相似，即走向陶渊明的阶梯。当然，王维也被安置在这个系列中，如惠洪所记:

《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又:“若耶溪上踏莓苔，兴尽张帆载酒回。汀草岸花浑不见，青山无数逐人来。”前诗王维作，后诗舒王（王安石）作。两诗皆含其不尽之意，子由谓之不带声色。17

这“不带声色”一语，大概可以看作苏辙对陶渊明、王维、储光羲、白居易诗的艺术特质的认识。当然不是说那四人的诗全是如此，只是苏辙看到他们之间有某方面的共同点，以此来概括。按我们的体会，这“不带声色”的明净淡泊之境，可能主要是就陶诗而言，其他的三人被看作学习的中间阶梯，就好像东坡把柳宗元当作学陶的中间阶梯。

然而，据本文前面的分析，苏辙晚年诗的内容并不一味清淡，甚至还有许多复杂深微的隐喻。虽然不能说学陶就一定清淡，但论到深微曲折的表达，诗歌史上毕竟有着更为成功的范例，如吕本中所记:“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18笔者认为，吕本中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刘禹锡深远曲折的怨刺风调，也是苏辙晚年诗的一个艺术来源。而且，当我们把苏辙的晚年诗看作一部诗体的《春秋》，一部宋型的《离骚》时，刘禹锡的典范意义还要高于陶渊明。

自然，《春秋》和《离骚》本身是更重要的艺术渊源，而且，也不能不提到苏辙一生敬慕和追随的兄长东坡。东坡生前曾嘱咐子侄云:“《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19将此遗言付诸创作实践的，首先是他的弟弟苏辙。

注释

①见《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题下有自注:“北归途中作。”按为省篇幅，以下凡引该书者，不注书名，只注集名与卷数，且《栾城集》简作《集》，《栾城后集》简作《后集》，《栾城三集》简作《三集》，如《集》卷一即《苏辙集·栾城集》卷一。

②当然，元符三年尚有北归以前的诗，此处不计入晚年诗中。

③崇宁三年29首、四年26首、五年40首，大观元年42首、二年48首、三年25首、四年38首，政和元年41首、二年23首。

④见周必大《文忠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⑤孔凡礼《苏辙的一首政治诗——八玺》，《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同氏《忧思深广》，《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按《八玺》见《三集》卷一，《买炭》亦见同卷。

⑥苏辙《示诸子》诗（《三集》卷一）:“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自注:“范五德孺近语迟:‘闻君家兄弟善治田。’”迟是苏辙长子苏迟，范德孺是同居颍昌府的范纯粹，范仲淹子。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十月戊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⑧见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大观二年条。又，《后集》卷十八有《谢复官表二首》。

⑨苏辙《去年秋扇二绝句》之一，见《三集》卷二。

⑩苏辙另有《谢人惠千叶牡丹》、《同迟赋千叶牡丹》诗，见《三集》卷一。但苏辙笔下的花，其喻义未必全为否定，随各诗所咏角度而有不同。
11《三集》卷一。按末句“箪瓢”原作“簟瓢”，以意改。

12苏辙《题东坡遗墨卷后》:“斯文久衰弊，泾流自为清。科斗藏壁中，见者空叹惊。”《己丑除日二首》之一:“《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后贤。”俱见《三集》卷二。

13苏辙《送元老西归》云:“从此文章始自由。”苏籀《栾城遗言》记:“公言:近世学问濡染陈俗却人，虽善士亦或不免。盖不应乡举，无以干禄。但当谨择师友湔洗之也。”
14清代汪琬《尧峰文钞》（《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七《皇清诗选序》:“且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杨刘则学温李也，欧阳永叔则学太白也，苏黄则学子美也，子由、文潜则学乐天也。”也认为苏辙诗学白居易。

15《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风月堂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下:“苏黄门评参寥诗，云酷似唐储光曦。参寥曰:‘某平生未尝闻光曦名，况其诗乎?’或曰:‘公暗合孙吴，有何不可?’”苏辙《题韩驹秀才诗卷》（《后集》卷四）:“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

17惠洪《天厨禁脔》卷中，收于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1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刘宾客”目下引吕氏《童蒙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9苏轼《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并寄诸子侄》，《苏轼诗集》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