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评辨

作者：田荣、刘兰芳
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的《西安晚报》上知晓西北大学袁卿武先生在编撰陕西古代著述志时，从清人抄本中“发现曹雪芹诗词”。接着，又有红学界师友或来信或告诉，索要报刊。这才引起了笔者对袁文的注意。

稍后，袁先生冒雪来访，赠送了刊载着他撰写的《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的《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４期），使我很受感动。读了袁先生的文章，方又详知他在检索清代“同治年间陈坦园抄录编辑的《榕荫堂丛书》（以下简称《榕丛》）稿本时，发现内“有曹雪芹诗词”事。他做了考论后，提出三条：第一，发现了《红楼梦》传世以来第一个完整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第二，发现有不署名的曹雪芹诗词。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榕丛》第２３册《节抄》中发现了八首曹雪芹佚诗，及《榕丛》第１８册《耕畸纪抄》中两首署名曹雪芹的诗。

对袁先生的上述“发现”，笔者谈点看法，以求教于袁先生和关注《红楼梦》研究工作的读者诸君。不妥之处，敬盼识者指正。

对《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评估；４０余首“不署名的曹雪芹诗词”尚需进一步辨析鉴定

自《红楼梦》出，文化人争相传阅。一时竟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也还曾经有过两位嗜红者，由于观点对立，怎么也谈不拢，终因“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１）ａ］借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喜好、钟情与痴迷。

纵观百年红坛，“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那么几阵子评“红”被炒得火爆火爆的。举凡政治的介入、曹雪芹家世及其他史料的发现，自是“升温剂”。每当有“新发现”公布，接踵而来的便是在真假二字上做文章的一批又一批的《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红楼梦》也罢，曹雪芹也好，可以说是书内、书外，无一人一事无争论。借此，又更可以体悟到小说除去隐溶在“满纸荒唐言”内的大有深意外，便是“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莘莘学子，在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中，至今仍未被认识和把握的领域内，埋头耕耘而留下的一串串足迹……

对袁先生的“发现”，笔者认为也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迄今为止首次公开公布《榕丛》中有“曹雪芹佚诗”，并由此而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推促了《红楼梦》研究的进展。二是《榕丛》内的“曹雪芹佚诗”，不论署名与否，在其真假是非，未有定论之前，均为《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课题。三是《榕丛》内被认为是曹雪芹诗词的作品，对于《红楼梦》版本校勘，可具参考作用。以上三点，简而言之，袁先生的“发现”，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自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

袁先生“发现”《榕丛》中第１７册《呵冻闲抄》“收录的曹雪芹诗词均不署名”，“约有４０余首”。袁先生还“发现其中确有曹雪芹诗词”。据此推论，他说“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它不署名诗词也很有可能是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外的佚诗”，署名和不署名的诗词排在一起，“根据这种排法看，《楚航无题诗》很可能是曹雪芹的作品，而且其它排在一起而不署名的诗词，也未必就不是曹雪芹作品。”

笔者认为，在４０余首不署名的诗词中，仅仅凭借两首已知为曹雪芹所作而且不署名的诗词《醒世词》（即《＜好了歌＞解注》，第１回）、《螃蟹诗》（第３８回），就断言其他不署名的诗词，也为曹雪芹作品，是否有些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之嫌呢？我们不妨设想，这些不署名的诗词，有可能是曹雪芹的作品；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曹雪芹的作品；还有可能是曹雪芹和别人的作品。这几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当前，在不了解陈坦园抄录这些诗词所依据的底本之前，在未搞清楚这些诗词的来源之前，还不能就将其视为“曹雪芹佚诗”，暂不忙做结论为好，尚需在进一步的研讨中，觅获“铁证”，对其真伪是非，辨析鉴别。
《四时景诗－－闺情》著作权归属仍应存疑；《赠红楼女校书》不是曹雪芹的诗作

先看：

《春景即事》

春风吹花落红雪，杨柳荫浓啼百舌。

东家蝴蝶西家飞，前岁樱桃今岁结。

秋干蹴罢鬓𩬖髿，粉汗凝香沁绿纱。

侍女亦知心内事，银瓶汲水煮新茶。

《夏景即事》

芭蕉叶展青鸾尾，萱草花含金凤嘴。

一双乳燕出雕梁，数点新荷浮绿水。

困人天气日常时，针线慵拈干漏迟。

起向石榴荫下立，戏将梅子打莺儿。

《秋景即事》

铁马声喧风力紧，云窗梦破鸳鸯冷。

玉炉烧麝有余香，罗扇扑萤无定影。

洞箫一曲是谁家？河汉西流夜半斜。

要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花。

《冬景即事》

山茶半开梅半吐，风动帘旌雪花舞。

金盘冒冷塑狻猊，绣幙围春护鹦鹉。

倩人呵手画双眉，脂水凝寒上脸迟。

妆罢扶头重照镜，凤钗斜插瑞香枝。

据袁先生行文介绍，《四时景诗－－闺情》曾经两次被陈坦园抄录入《榕丛》第１７册《呵冻闲抄》和第２３册《雪芹雅制节抄》内，“这是陈坦园认定的《红楼梦》八十回外的曹雪芹佚诗。”袁先生也认为它是“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并有两点依据：一是“四时景诗”出现在《雪芹雅制节抄》内；二是“四时景诗”出现在《红楼梦》（７６回）“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与《红楼梦》（５０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两诗之间。那么，是否就因为上述两点理由，就足以肯定它是曹雪芹的“佚诗”呢？我们不这样认为。要肯定《四时景诗－－闺情》，是曹雪芹的“佚诗”，证据不足，尚需多方面地搜求书证和大量地引用文献史料来充分论证方可。仅凭陈坦园一家之言，是不可以的。再说，现时还缺乏能充分说明陈坦园所言不谬的旁证。那么，要否定《四时景诗－－闺情》不是曹雪芹的“佚诗”，同样要言之有据。现阶段，在缺乏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四时景诗－－闺情》的著作权归属，只好存疑。

笔者对《四时景诗－－闺情》被陈坦园“认定”是“《红楼梦》八十回以外的曹雪芹佚诗”有疑问，愈读愈觉得“佚诗”同曹雪芹的诗才、诗艺不吻，不象是曹雪芹的作品。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对雪芹的诗作有过评价。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１）ｂ］举凡曹作的或清奇或雄浑或典雅或绮丽，在“佚诗”中得不到印证，而且“佚诗”也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诗的意趣、神韵相去甚远。如再以命意、造境、炼句、设色来对观“佚诗”，更觉得没有什么艺术特色可言。“佚诗”显得平庸、一般化，显现不出曹雪芹风流才情的艺术个性来。

再看：

《赠红楼女校书》

曹雪芹。其父练亭康熙年间为江宁织造。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这两首七绝，署有曹雪芹姓名。故而袁先生认为是“曹雪芹作是可信的”。笔者却不这样认为。笔者的看法是，《赠红楼女校书》不是曹雪芹的诗作。

倘若把《赠红楼女校书》同曹雪芹的其他诗作相比较（但非常遗憾的是，除去《红楼梦》中的诗词以外，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有《题＜琵琶行传奇＞》“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引自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杂志》＞两句诗传世，无从比较。那么，也就只好把曹雪芹写在《红楼梦》内的诗词同《赠红楼女校书》相比较了），不难判识两者有天地之别。无论举出《红楼梦》中的任何一首诗词，其内含、意境、神韵、风格，均与后者迥然不同。后者诗意浅薄平滞且又有点小家子气，决非出自曹雪芹手笔。那么，《赠红楼女校书》又为何人所作呢？请看：

病容愈觉桃花胜，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上面这两首七绝的作者是富察明义。明义，姓富察，号我斋。满洲镶黄旗人。明义生卒年不详，仅知充任宫廷侍卫，在乾隆皇帝的御马房当差。又，明义好诗文，有诗作《绿烟琐窗集》留世。明义与曹雪芹同时在世，他很有可能与曹雪芹相识。因为曹雪芹曾经到过明义的堂兄明琳家中做客，在养石轩与敦敏相逢，又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曾经被明义的姻兄墨香借阅过，墨香并又传给永忠阅读。这在敦敏与永忠的诗中有记叙。既然明琳、墨香与曹雪芹相结识，而且友情又非同一般，更况且两人又都是明义的至亲，所以说明义有可能也与曹雪芹相识。这只是出于推测，无信史可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明义读过《红楼梦》，并且写有《题红楼梦》诗２０首，收入在《绿烟琐窗集》内。上面这又两首七绝，就是明义“题红诗”中的第１４、１５首。

现在，我们把《赠红楼女校书》同明义的《题红楼梦》中的１４、１５首做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二者在诗意上无差异，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在词语上稍有变化，但这决不影响对其著作权的判识。完全可以说，陈坦园抄录入《榕丛》中的《赠红楼女校书》的诗作者应该是明义，而不是曹雪芹。那么，陈坦园为什么在《赠红楼女校书》诗下，却不标出作者明义，而偏偏写有“曹雪芹”、“其父练（楝）亭康熙间为江宁织造”呢？又为什么在《赠红楼女校书》同《题红楼梦》第１４、１５首中，一为“憔悴”、“强言”、“应把”，又一为“愈觉”、“慰言”、“还把”呢？这便涉及到陈坦园在抄录《赠红楼女校书》时，所择取的底本，是否就是《绿烟琐窗集》。回答是否定的。这里，便又不能不涉猎到乾隆时另一大诗人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年）和他的《随园诗话》了。

再且看：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也，……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上引，见于《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刊本卷二。这段话语有三处应特别值得注意：（１）说曹雪芹是曹练（楝）亭的儿子；（２）说《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３）说我斋（明义）为其题诗。当然，还有一处，就是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这与“佚诗”无关，不予讨论。

对于（１），袁枚说错了。曹雪芹是曹练（楝）亭的孙子，不是儿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以及晚出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研究系列专著，已把曹雪芹与曹寅（楝亭）的血亲关系考断清楚了，曹寅与曹雪芹，是爷孙关系。
对于（２），袁枚也说错了。袁枚说明义的诗，是写给《红楼梦》中的“某校书”的。果真如此吗？非也。先说校书，在汉代，校书本为职官名。女校书，则是对才女的誉称。女校书，就是女才子。可是自唐以后，世异则事变，女校书不再作为才女的代名词了。女校书则成为嫖客对妓女的雅称。如“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薛系唐代才女，能诗。后沦落风尘为妓，时称女校书。再说某，某又指何人？某校书，当指某妓。《红楼梦》中写过妓女，如锦香院的云儿。但从《赠红楼女校书》诗意看，显然又根本不是写云儿，当另有所指。那么，诗中所咏者为何人？红学界对此诗作，历来判识不一。“病容”诗，说是咏林黛玉。“威仪”诗，说是咏王熙凤，或是咏薛宝钗、或是咏林黛玉。总之，尚未见到有人提出是咏云儿。

对于（３），袁枚说对了。这一点，最有认识价值。袁枚说，明义写有两首诗。这有明义的诗集可证。对照《绿烟琐窗集》和《随园诗话》中的“病容”诗与“威仪”诗，可以看到两书均有，诗句完全相同，无歧异。仅“我斋题云”四字，袁枚就把“病容”与“威仪”的著作权，说得一清二楚了：明义（我斋）也！非他人。可见，《赠红楼女校书》是明义的诗作，只是被袁枚写入了《随园诗话》罢了。

明义与袁枚是同时代人，并有诗作往来。明义就写有过《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袁枚也曾经把明义的《题红楼梦》诗，信手拈来，加以改动，写入了《随园诗话》。也就是说，袁枚“抄”了明义的诗。退一步讲，就算是明义从袁枚处“抄”了两首七言诗，那么，《赠红楼女校书》著作权，也只是在明义与袁枚之间划归，与曹雪芹无关，不是曹雪芹的“佚诗”。

反过来，要说《赠红楼女校书》是曹雪芹的“佚诗”，那么，有一个问题于理上无论如何说不通。这就是曹雪芹对他所咏对象的称谓，为什么要给以贬讥和挖苦？给以戏谑乃至诬脏呢？林黛玉也罢，王熙凤（或薛宝钗）也好，是《红楼梦》里的女主人公，是曹雪芹钟爱的女子，是入了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如林黛玉，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是圣洁的，她是那种怀有异常情愫和异种才情的异样女子。小说写她的“来历”不比寻常，她前身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答（贾宝玉前身）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甘愿下凡“还泪”，以至泪尽而逝，“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林黛玉，还有王熙凤和薛宝钗，都是《红楼梦》中的最为撼动人心的、最为光彩夺目的典型艺术形象之一。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是作者“因情捉笔”，三寸柔毫用意搜，为其呕心沥血、弹精竭虑，“十年辛苦不寻常”而创作出的。“一把辛酸泪”潸然淌下，苦涩的泪水，浸润了墨砚，曹雪芹用如椽的巨笔，诉写出了五浊世界中的风流冤孽们的生忧愁烦恼缘，使其成为世界性的富有独特个性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再有，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缘起，在小说开场，交待得非常明白。其中有一条，就是为“闺阁昭传”，为往日所历见过的“其行业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金陵众女儿们立传。既如此，曹雪芹对他笔下的少女少妇们，当不致于随意调侃、唐突乃至戏谑，也断然不至于对其呼之为“女校书”！显见，《赠红楼女校书》，根本不会是曹雪芹的“佚诗”。

既然说《赠红楼女校书》是明义的诗作，那么，在《榕丛》中，在陈坦园的笔下，在诗题下标明有“曹雪芹”三字又如何解释？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随园诗话》上。

且看：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下略）

上引，见于《随园诗话》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刊本卷二。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我斋题云：（下略）

上引，见于《随园诗话》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刊本卷二。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下略）

上引，见于《随园诗话》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上海著易堂书局藏版卷二。转引自随园４３种。

仅从笔者所能见到的《随园诗话》的乾隆本及道光、咸丰、民国本来看，乾隆本与咸丰本，是说“我斋题云”；道光本与民国本，是写“雪芹赠去”。这样，所谓的《赠红楼女校书》的著作权，出现歧义。明义耶？雪芹耶？看来一时难以定夺。细想，其实也不尽然如此。

前面说过，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写有的“康熙间，……”这则诗话，是采编明义的诗作而撰写的。除去明义的两首七绝外，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前的“题解”中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也被袁枚“采写”入《随园诗话》内。至于“诗话”内的“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那却是袁枚的杜撰，与明义无关，与曹雪芹更无关。

上引《随园诗话》的四种版本，以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本问世为最早。此本，无“雪芹赠云”四字。而且也应该认为乾隆本是经袁枚审定的，因为袁枚卒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可见《随园诗话》（乾隆本）自不该是他的遗作。故应相信袁枚的说法，“我斋题云”的两首七绝，应为明义作。晚出的道光本、民国本，除将“我斋题云”置换为“雪芹题云”外，其他文字亦稍有出入，这是相比较乾隆本而言的。同时，也尚未看到道光本、民国本对此处叙述“改正”的校记说明。之所以“雪芹赠云”替代“我斋题云”，会有如此变化，均由版本异文引致，即一则是正文衍本讹舛，没有得到发现与改正；二则便是陈坦园沿袭其误以讹传讹了。刊印者，大凡只要是看到过《绿烟琐窗集》，则无论如何不会“张冠李戴”。同样，陈坦园对明义及其诗作，也有可能不了解。

有关袁枚的失误，郭沫若在１９６１年写讫的《读＜随园诗话＞札记·谈林黛玉》中，有过批评。郭老说：“明我斋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１）ｃ］就此，郭老赋诗两首：“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醉眼看末方化碧，此老毕竟太糊涂。”“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２）ｃ］对袁枚一味“标榜风流”（见梁章钜《退庵随笔》卷２０）、庸俗无聊，给予了讥侃。

笔者还认为，问题出自陈坦园的笔下之误。据袁先生行文介绍，陈坦园在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５）至二十九年（１８４９）间，“出任金陵尚衣副使”期间，便“喜爱辑录奇文佚史”。卸职后，又更以“抄录、编辑《榕丛》”为己业。青灯黄卷，抄写不辍，确实是很苦累的。其功不可没。但也不必讳言，陈氏也有误抄和抄误之处。这大凡又与他的学术素养有关，缺乏辨伪勘误眼力，当然也与治学中的一时的粗心和粗放有关。显见，此人学力不逮，毕竟不是职业的文化人。袁枚错了，他也错了。他依据《随园诗话》，抄录了“病容”和“威仪”两首七绝，收入到《榕丛》内，只有诗作，没有诗题，不成规矩，便又极有可能依据袁枚的片言只语，化简为“赠红楼女校书”，代拟了诗题（附带说一下，他没有看到《绿烟琐窗集》，否则有可能会将《赠红楼女校书》改为《题红楼梦》的），又极有可能依据援引袁枚的只语片言，自撰了题解，即“曹雪芹。其父练亭康熙间为江宁织造。”这里，“练”应为“楝”，“父”应为“祖”。足见，袁错，陈也错。沿袭其讹。陈坦园的“代拟”和“自撰”，使“曹雪芹”三字，便出现在《赠红楼女校书》之后了。

陈坦园从《随园诗话》抄录“病容”和“威仪”两首七绝时，他不认作是明义的诗，而当作了曹雪芹的诗。这便又涉及到了陈坦园在辑录时，所用的版本为何本，他没有说明。袁先生认为，“陈坦园抄录此诗时另有所本”，袁先生的见解，笔者认为是有眼力的。仅从《榕丛》第１７册，卷后落款“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十月十九日抄于海淀成府之戒得区西窗下”一语看，那么收入《赠红楼女校书》的第１８册《耕畸纪抄》的抄写时间，大致不会早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那么，也极有可能，陈坦园所采用的《随园诗话》底本是标有“雪芹赠云”四字的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刊本。陈坦园抄写过录与道光刊本行世，在时间上较为接近些。而乾隆本就早了，更何况乾隆本上没有“雪芹赠云”字样。

总之《赠红楼女校书》不是曹雪芹的“佚诗”，而是陈坦园从《随园诗话》（很有可能是依据道光本或有“雪芹赠云”异文的其他版本）卷二内，转抄的明义的《题红楼梦》之１４、１５首，诗作者应为明义。而诗的标题《赠红楼女校书》和题解（即署名“曹雪芹”），则是陈坦园依据袁枚所言与窜入有“雪芹赠云”的“异本”加写的。

（１）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３８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

（１）ｂ敦诚：《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１）ｃ（２）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１６卷第３１３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