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语言简论（之一）——先秦齐语纵览

作者：张英基
摘要：

齐地语言属于中国古代北方方言的一个子系方言。它大致涵盖了齐鲁、东齐海岱、青、徐、兖、淮、泗之间的方言语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点，有着十分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是灿烂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齐地 语言 方言 语言文化

齐地语言属于中国古代北方方言的一个子系方言。它大致涵盖了齐鲁、东齐海岱、青、徐、兖、淮、泗之间的方言语系,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点, 有着十分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 是灿烂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想见,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明史的长河中, 曾经是中国文化发达区域之一的齐鲁、海岱大地的齐地语言, 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也必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的名物语言, 或已变者, 或未变者。已变者, 却留下了沿循之途轨、折旋之迹象；未变者, 则可由今溯古, 推想其历史渊源。今天当我们探索研究齐地语言的发展与演变时,也就必须沿循着这些历史途轨与迹象, 由今溯古, 去追寻探究。

上古时代的雅言与方言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大量历史事实看, 当年孔子可以率弟子们周游列国；墨子可以劝阻楚国伐宋；苏秦、张仪可以游说各国, 发表己见；淳于髡、鲁仲连以三寸不烂之舌可以为诸国排纷解难；诸子百家、稷下学士可以论辩争鸣, 等等史实, 都充分表明, 当时在地域毗邻的诸侯各国之间, 在语言表达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书面语言文字方面更是如此。《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皆雅言也。”是说, 孔子平时说话用鲁语, 而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赞礼时, 却使用雅言。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1) 由此可见, 当时各诸侯国的人们在诵读诗、书，开展外交活动时, 不是各自使用本区域内的方言, 而是使用各国较一致的雅言。这也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共同语言也确乎存在着。可见, 由于社会生活交际的需要, 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标准语的雏形——雅言。

雅言这一提法始见于《论语·述而》。所谓雅言, 就是华夏汉民族的共同语。到了汉代, 人们又把雅言解释为“正言”。齐地人郑玄说:“读先王典法, 必正言其音, 然后义全。”（2）“正言其音”, 即发标准音, 说标准话。可见雅言是当时人们在诵读诗、书和赞礼、外交等庄重场合时所使用的比较规范的语言。清代学者刘台拱在《论语骈枝》中进一步阐释说:“雅”乃“夏”之借字, 认为雅言即“夏声”、“夏言”, 是与当时的齐语、鲁语、楚语等地域方言相对的。那么孔子时代华夏语言又是用哪一种地域语言作标准语的呢? 刘台拱说:“王都之音最正, 故以‘雅’名。”（3）他认为雅言、雅乐均指王都所在地的语言和乐歌, 这是颇有道理的。清代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周室两都, 当以西都音为正。平王东迁, ……而西都之雅音固未尽废也。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 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 故郑(玄) 以为‘义全’也。”

春秋战国时代, 汉语方言较复杂, 其中主要有南北两大语系: 南系有楚语、越语；北系主要为夏声、夏言。几千年来雅言与方言始终并存的事实, 这从先秦诸多文献典籍中均能找到一些零星散见的记载。《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 楚人安楚, 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 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儒效篇》又说:“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 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 积靡使然也。”这两段文字的原意是讲的社会风习, 按荀况的意思, 语言也应属于风俗习惯的。这从语言的社会本质来看, 荀况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齐国客卿、稷下学士荀子一生的活动很广泛, 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他东到齐鲁, 西到秦陇, 南到楚, 北到燕, 具有丰富的语言实践经验。他对当时丰富复杂的语言现象,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分析, 认识到当时汉语中, 既有地域性的方言, 即“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 也有一种超越地域方言的“居夏而夏”的汉族共同语。

西汉杨雄作《方言》, 书中频繁地出现了诸如“通语”、“通名”、“凡语”、“凡通语”之类的提法,即为当时的共同语。从各方面的文献典籍看, 也都表明汉语发展到汉代, 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民族共同语言。

先秦时代各地区的方言与华夏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这从先秦典籍中也可以见到一些零星散见的记载。《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 孟子对先为儒家, 后转农家的许行说:“今也, 南蛮鴃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对于生长在齐鲁的孟轲来说, 听了楚人许行说的楚语, 认为语速太快, 也很不好听, 故挖苦他是“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 欲其子之齐语也, 则使齐人傅诸? 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 众楚人咻之, 虽日挞而求其齐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 虽日挞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孟子的这一段话, 其本意是为了说明语言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从中也可窥见当时齐语与楚语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及楚人学齐语的事实。这就是《礼记·曲礼下》所说的“五方之民, 言语异声。”《吕氏春秋·贵直论》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 习俗不同, 言语不通, 我得其地不能处, 得其民不得使。”可见当时的齐语与吴语之间的差别也是很悬殊的。

“言语异声”, 必然影响人们的交际, 不难想象, 如果诸侯各国之间在交往时, 各自说各自的方言, 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着一种被诸侯各国都能接受和使用的“标准语”, 即雅言。雅言成为当时列国之间通行的共同语。由此可知, 当时一般人对于正音, 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的。

齐地语言纵览

山东是周初分封的齐、鲁两大封国之所在地, 故称“齐鲁之邦”。

齐地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当时与“北京猿人”几乎同一时代的“沂源猿人”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4）。据考古学家研究,“北京猿人”的脑髓比现代猿类的脑髓大而完善, 其平均脑容量为1075 毫升。在六颗比较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中, 最大的脑容量为1225 毫升, 这已经接近于现代人类平均1400 毫升的脑容量了（5）。恩格斯在谈到人类语言的产生过程时认为,“首先是劳动, 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 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 在它们的影响下, 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 它的最密切的工具, 即感觉器官, 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 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 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6）

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充分表明, 在齐鲁境内, 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即有先民居住。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 在与自然界斗争中, 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创造着自己的语言文化。

远古时代的先齐语言文化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 劳动创造世界, 也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创造了工具, 也发展了人的感觉器官, 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 于是便产生了语言和文字。

据史书记载,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 山东地区就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发达的领先地位。从齐地大批出土文化器物之丰富及其典型性看,证明东夷人的史前文化非但不是落后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占有领先的水平, 有些方面至少应与中原地区处于同步发展的地位（7）。

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又出土的大量文物, 更加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齐鲁大地上的东夷人创造了璀璨的齐鲁文化, 也创造了丰富的齐鲁语言文化。

关于远古时代先齐东夷语言文字, 据目前考古发现的大量材料看, 中国最早的汉字有可能就是在齐鲁、海岱一带, 即东夷人活动的区域内出现的。东夷人最早发明了龟卜、骨卜。据泰安大汶口墓葬发掘报告称: 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 东夷人即开始使用龟甲, 发现葬有的龟甲20 块（8）；山东茌平尚庄龙山文化层首次发现山东龙山文化层的卜骨共5 块（9）；山东荷泽曹县莘冢集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卜骨一块（10）。一直到岳石文化时期, 东夷人仍继续沿袭了骨卜的习俗，例如胶东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发现卜骨12 块（11）。到殷商时代, 骨卜、龟卜, 占卜之后, 刻字作记录, 出现了甲骨文。从以上骨卜、龟卜的发展过程看, 殷商甲骨文与东夷人的骨卜、龟卜是一脉相继的, 其渊源应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1996 年, 齐地桓台县田庄镇史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 考古学家认为比殷商甲骨文要早三百多年（12）, 这是又一明证。

人们知道, 甲骨文虽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成系统的汉字, 但它决不是最早的文字。人们先后在西安半坡等地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 郭沫若称之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13）。1974 年在齐地莒县陵阳河遗址、诸城前寨遗址考古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刻划符号,“为探索中国文字形成问题投射了新的光明”。“这些符号刻在陶尊表面极显著的位置, 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铭文, 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是文字。这种符号迄今所发现的不同形体, 已逾十种”（14）。二十世纪80 年代、90 年代, 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齐地邹平苑城发现龙山文化层陶文12 字（15）；在邹平丁公文化遗址发现一件陶器上共有11 个文字, 其年代比殷商甲骨文要早八、九百年（16）。这些陶文的形体结构稳定, 刻写线条流畅, 章法布局基本匀称, 有规矩可循, 宛若后世汉字之行款, 将其视为文字, 当是没有问题的。

夏、商、周春秋时代的齐地语言

从夏朝始, 中国已步入了人类文明时代。夏代之前, 有一个虞氏统治时期, 人们称之为虞代,其著名的统治者叫舜，为东夷人。《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 迁于负夏, 卒于呜条, 东夷之人也。”当时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齐鲁、海岱一带仍为华夏民族文明的摇篮。东夷人与来自西部的炎黄部落在长期的斗争中, 不断地交流融合。后来兴起于齐鲁西部的东夷人的后裔部落击败了夏朝, 建立了商朝, 成为当时全国的统治者。商代的语言文字必然对各地的语言文字产生重要的影响。商代的语言文字由甲骨文记录保存了下来。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 其语音状况,不可得知, 而它的语汇、语法却与后世汉语的语法规律基本是一致的。50 年代有人分析研究过甲骨文的语法, 发现它的词序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17）。这在上古时代的全部文献典籍中, 也可以看到这一事实。因此可以做这样的推断, 殷商时代的语言文字, 应该是当时华夏民族的通用语言和规范文字。

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代, 齐地语言有着非常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先秦两汉文献典籍中, 有不少著作是由齐地文士撰写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由其它地区的文人根据齐鲁人的言行编著的。例如《诗经》中的《齐风》、《曹风》、《鲁颂》；《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管子》、《晏子春秋》、《考工记》等等。此外,《公羊传》、《谷梁传》、《国语·齐语》、《战国策·齐策》等典籍中也有不少齐地语言资料。根据目前古汉语研究成果所知, 这些文献典籍中的齐地书面语言与其它地区同一时代的文献典籍中的书面语言相比较, 无论是词汇、语法规律, 还是遣词造句、修辞等方面, 都似乎没有太悬殊的差异。这显然是由于当时通行的语言文字所起的作用。

战国时代的齐地方言研究

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有学者开始对语言理论及语汇、语序等语法、句法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墨翟、荀况、公孙龙、尹文等人的著作中, 对上古语言的词汇、语法等都作过阐述与分析。《荀子·正名篇》阐述了词的起源、构词原则、词和语句等一系列问题。他说:“名无固宜, 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 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况不仅正确地说明了事物和词(名称) 的关系, 而且指出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 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本质。他还说:“名也者, 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 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彼正其名, 当其辞, 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 志义之使也, 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荀子这两段话, 不仅给词和句子下了定义, 而且还指出了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

战国时期, 齐人公羊高的《公羊传》源于古齐地(今胶东一带) , 其著录多由口授, 存有许多古齐语资料。清初顾炎武说:“《公羊》多齐语”（18）, 它对鲁国编年史《春秋》中的词义和语句多有阐释,并广泛涉及到语法、句法上的一些语言现象。

《春秋·僖公元年》:“夏, 六月, 邢迁于夷仪。”《公羊传》解释这句话时, 就隐以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作对照说:“‘迁’者何? 其意也。‘迁之’者何? 非其意也。”“邢迁于夷仪”, 是说邢侯自愿迁徙的, 这一“迁”字作自动词。”“宋人迁宿”, 是说宋人不是自愿的, 而是被迫迁徙的, 这一“迁”字作他动词。这说明两个句子, 由于“迁”字的意义不同, 所构成的句式也就不同, 所表述的意思也就不同。

《春秋·桓公三年》:“有年。”《公羊传》解释这句话时, 隐以 《春秋·宣公十六年》:“冬, 大有年”作对照说:“此其曰‘有年’何? 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 大丰年也。”这就说明了“有年”只是丰收年; 在“有”字前加上修饰词“大”, 就是大丰收年。这就是公羊高从语法上说明附加修饰语的作用。

《春秋·成公元年》:“秋, 王师败绩于贸(茅) 戎。”《公羊传》释曰:“孰败之? 盖晋败之。或曰:贸(茅) 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 王者无敌, 莫敢当也。”这表明, 当时凡用被动句式皆指不愉悦、不如意的事。为了隐讳晋军打败了王师这一事实, 不用主动式句, 而用了一个简化的被动式。这样表达, 即不让施动者“晋军”作主语, 又可以使它不在句子中出现, 充分显示了用语者的语言技巧。

《公羊传》还有许多训释涉及到语法中的语序问题, 有些阐述得十分精辟。例如主、谓易位:《春秋·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 入其郛。”《公羊传》释曰:“入郛不书, 此何以书?动我也。动我者何? 内辞也, 其实我动焉尔。”

由这段传文, 可列出“动我”、“我动”两种语序的句子, 其区别, 传文虽未明说, 但却指明“动我”是“内辞”(即为内避讳之辞) , 这也表明齐人公羊高已经意识到这两种语序的句子在结构、语义上是有差别的。“我动”(“动”, 何休注为“动惧”) , 我便是主动者, 句义是说“我害怕齐人”, 作传者意识到这是鲁国的耻辱。“动我”之所以具有“内辞”的作用, 就是因为“我”在“动”后, 成为动作的受事者, 句义则为“齐人威吓我”, 而我就不见得惧怕其威吓。公羊高运用“内辞”说, 辨析了主、谓易位后, 其语义所发生的变化。

《春秋·庄公二十八年》:“春, 王三月甲寅, 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 卫人败绩。”《公羊传》释曰:“《春秋》伐者为客, 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这里主伐者是进攻的齐人, 齐人应在“及”字前面, 但《春秋》同情被伐者卫人, 故将被伐者放在“及”字之前, 而把主伐者放在“及”字之后, 因为“及”字有“由尊及卑”之义, 这样对主伐者便带有贬义了, 从而使字义、文意产生了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效果。

《春秋·僖公十八年》:“春, 王正月, 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夏, 师救齐。五月戊寅, 宋师及齐师战于甗, 齐师败绩。”《公羊传》释曰:“《春秋》伐者为客, 伐者为主, 曷为不使齐主之?与襄公之征齐也。”
按《公羊传》对《春秋》常例的解说, 此处宋主伐, 齐被伐, 应是“齐师及宋师战于甗”, 但由于作传者是赞许宋襄公之伐齐, 便故意将“宋师”与“齐师”易位, 以褒扬宋师而贬抑齐师。公羊高对“及”字所造成的语序变化而引起的不同语用效果, 辨析、阐释得非常清晰, 表现出齐人语言水平之高超。

注释：

（1）《论语·子路》

（2）何晏《论语集解》引

（3）刘台拱《论语骈枝》

（4）《我国古人类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山东省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82. 5.7

（5）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 512 页

（7）孙祚民《山东通史》上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8）《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9）《考古学报》1985. 4

（10）《考古》1980. 5

（11）《考古学报》1986. 4

（12）《中国文物报》1997. 5. 18

（13）、（14）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15）《文物》1994. 4

（16）《考古》1993. 4

（17）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出版社, 1953 年版

（18）顾炎武《日知录》

2004.7.1